章慶
研究戰爭制勝規律，不能不研究對手﹔研究對手，不能不研究對手的思維。腓特烈大帝在《戰爭通則》中曾經這樣詢問自己：“如果我是敵人，我會制訂怎樣的戰略？”戰爭的勝敗，往往取決於敵我雙方對彼此的了解，誰更多一些、更准一些。
在電視劇《亮劍》裡，丁偉回憶抗美援朝戰爭：戰爭一開始，我軍按照打國民黨的方式打美軍，美軍按照打北朝鮮的方式打我軍，兩家就沒打到一塊去。這種“沒打到一塊去的戰爭”，與其說是由物質條件決定的，不如說是由戰爭思維決定的。
有什麼樣的戰爭思維，就會有什麼樣的戰爭方式。研究戰爭制勝規律，不能不研究對手﹔研究對手，不能不研究對手的思維。克勞塞維茨指出，“任何思維都是一種能力。”戰爭思維，作為一種“軟實力”，對戰爭進程和結局起著重要的影響決定作用。研究對手、研判敵情，既要看敵人的武器裝備、組織形態和戰略戰術，更要切入敵人的思維，否則隻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圖其形，而去其意”。
不理解敵人的思維，在戰爭中往往要吃大虧。自1592年豐臣秀吉襲擊朝鮮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十數次對外大規模用兵，首戰幾乎都是採取偷襲、突襲方式。尤其是1895年的中日海戰和1904年的日俄戰爭，在外界普遍認為日本與對手實力相當甚或遜於對手的情況下，日本都是孤注一擲、突然發難，都對中俄造成了災難性后果。但美國顯然沒有從中吸取教訓，沒有理解日本的戰爭思維，對日本的戰爭冒險、偷襲進攻缺乏足夠的思想准備，依然按照美國的思維方式思考日本。珍珠港事件發生后，美國國會聯合委員會曾質詢珍珠港事件，“已有我們歷史中的最佳情報，而且也幾乎確知戰爭已迫在眉睫，為什麼珍珠港事件還會發生呢？”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面對戰報，反復念叨：“這不可能是真的，如果是，也應該是菲律賓。”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成功，與其說是美國准備不足，不如說是思維不適應所致。太平洋戰爭之初，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節節失利，有人甚至發出這樣的悲嘆：“我們無論做什麼，日本人一定反其道行之。”同樣的事也發生在越南戰爭中，美國人與越南人的戰爭重心截然不同，結果是美國幾乎贏得了所有的戰斗，卻輸掉了整場戰爭。美國的夏伊和科利爾在反思越南戰爭時，認為美國在越南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戰略根本沒有搞懂他們進行的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也沒有理解賦予越戰革命特征的越南國情。”也正因為如此，保羅·瓦雷利強調“美國若要取得勝利，就必須停止西方人的思維，用敵人的思維去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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