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肝病學分會的倡議相比，2012年衛生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發布的《醫療機構從業人員行為規范》要強力許多。該規范要求醫生，“不收受醫療器械、藥品、試劑等生產、經營企業或人員以各種名義、形式給予的回扣、提成，不參加其安排、組織或支付費用的營業性娛樂活動”，“不違規參與醫療廣告宣傳和藥品醫療器械促銷”，否則，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降職解聘等懲罰，涉嫌犯罪的，移送至司法機關。

它的缺陷依然是過於模糊。當記者問何為“營業性娛樂活動”時，制定者都無法定義和解釋，這就注定了操作上的困難。而執行此《規范》者為醫生所在單位，作為利益相關方，它的公正性、嚴肅性也頗可質疑。

或許他國的做法可供借鑒。針對醫生和藥企共生共榮的關系，美國衛生與公共事務部的總監察長辦公室曾提出警告，給醫生贈送巨額禮物可以按照“反回扣法”來量刑。這些警告對極端行為有所威懾。美國藥物研究與制造商協會則發布自律性“指南”規定，贈送給醫生的禮物價值不應超過100美元，並且要求禮物應當與疾病治療相關——例如書籍等。美國醫學會則將此數額降低為25美元，違者罰款1萬美元。

日本制定了嚴格的醫藥企業腐敗懲罰措施，如果是醫生個人收受賄賂遭到查實，不僅要追究相關的刑事責任，而且在醫院、保健、醫藥等所有與醫藥有關的行業，都對醫生實行“驅逐制”，醫生從此將無法從事與醫藥相關的行業。

盡管中國與日、美國情不同，不必完全照搬他們的條款，但是此刻，在深入追究責任之外，完善相關制度，建立圈內人能遵守、圈外人能監督的規范，也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