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學”名不副實，不易奏效

“教授治學”這一詞語，可以說是缺乏充分醞釀的結果。最近我們看到許多文章議論高校改革方案，還是奉“去行政化”為圭臬，似乎行政化是高校弊病萬惡之源，而“去行政化”的良方又不外乎是“教授治校”，反復闡述“教授治校”的意義和作用，縱向舉蔡元培治北大為例，橫向舉美國大學為例，然例子卻多是籠統之言，一筆帶過，沒有考察對照蔡氏當年具體如何作為，當今美國大學又是如何操作，連比較具體的簡單介紹都少見，長篇大論隻顧自說自話闡述“教授治校”的優點和好處，有的同一篇文章中“教授治校”與“教授治學”二同詞混用，不加區分，可見概念之模糊，疏於考証，足以誤人誤事。須知“教授治學”還僅限於學術范圍，而“教授治校”則有負責管理大學之義。因此，對這一概念的定義、內涵、差異進行厘清，才談得上有效的討論而免於空談。

值得引起注意的還有，某些專家學者提出的“教授治校”也好，“教授治學”也好，都與他們所聲稱借鑒的來源和藍本，即“蔡元培的北大辦學方針”及“美國大學的教授治學制度”大相徑庭，大異其趣，此“教授治校”非彼“教授治校”也。

除了“教授委員會”的組成成員不同外，最主要的不同是我國目前提出的“教授治校”或“教授治學”的制度設計缺少民主監督，分權制衡，非但不能“去行政化”，恐怕還會增加了一批新的特權官員。

從“教授治學”的母本——蔡元培設計的“教授治校”制度來看，其包括教授會、行政會、評議會等機構，各負其責，互相協調制約，而且包括了上自校長、教務長、總務長等各“長”，下至全體教職員工，其宗旨就是要發揮全體的積極性，真正實行“民主管理”。而我們現在的所謂“教授治學”，其行為主體隻限於正教授，而且沒有相應的監督機構，廣大副教授和講師很少有知情權、參與權和話語權，少數人施“治”的權力趨於“絕對化”，這怎麼談得上“民主管理”？又怎麼能保証其會保護廣大教師的“學術權利”？

事實上，在“教授治學”的名義下，教授委員會的運作已然出現了一些弊端。比如有不少大學明文規定，“雙肩挑”的教師在申請晉升職稱時享有各種“優惠”，並在晉升過程中嚴重存在著“讓領導先過”的現象，包括現任領導與后備領導，因此教授隊伍裡各類官員佔了不小比例。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交叉，難免造成教授委員會裡的“行政”干預“學術”現象，這樣的“教授治學”，實難指望它“去行政化”和“自主管理”學術。

筆者認為，這是一種畸形的“教授治學”，它固化強化隱化了學術的“行政化”，有人評之曰“學術與權力的聯姻結盟”，不無道理。總之，“教授治學”不僅其提法本身存在諸多不當之處，推廣實行中也不如人意，蓋因配套制度的設計還是一片空白，時機尚不成熟。

（王幼敏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