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劉濟“最務恭順”原因揭秘

網文有標題稱劉濟是“晚唐最‘規矩’節度使”，此話應源自《舊唐書·劉濟傳》的一段話：“貞元中，朝廷優容藩鎮方甚，兩河擅自繼襲者，尤驕蹇不奉法。惟濟最務恭順，朝獻相繼，德宗亦以恩禮接之。”所謂“最務恭順”是說劉濟對唐廷恭敬順從﹔所謂“朝獻相繼”是指經濟上對唐廷時常盡一些“貢獻”義務。以上對劉濟的評價是相對於河朔三鎮中其他魏博鎮、成德鎮多數節帥所做所為而言的。與劉濟在幽州鎮當政大致同時期，魏博鎮的當政者是田緒和田季安，成德鎮當政者是王武俊和王士真。田緒為人“便弓馬，性狡黠”，“凶險多過”，被史家稱為“自河北諸盜殘害骨肉，無酷於緒者”。其子田季安繼位，也是“性忍酷，無所畏懼”，且“頗自恣，擊鞠、從禽色之娛。”（上引均見《舊唐書》卷141本傳）王武俊在建中年間的四王事件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幾乎置唐廷於滅頂之災，故史家稱李寶臣和他：“寶臣附麗安、史，流毒中原，終竊土疆，為國蟊賊。加以武俊之狠狡，為其腹心，或叛或臣，見利忘義，蛇吞蝮吐，垂二百年。”王士真是王武俊之子，他在成德鎮節帥中，政治傾向和行事風格接近劉濟，“比幽、魏二鎮，最為承順。”（上引均見《舊唐書》卷142本傳）以上四位與劉濟相比，田緒、田季安、王武俊顯然是“尤驕蹇不奉法”，王士真雖然與劉濟相類，但其當政時間不及劉濟的一半。由此可見，劉濟在處理與唐廷的關系上的確是“最務恭順”，更多地體現了政治向心力。

劉濟對唐廷採取向心政策的原因是什麼？筆者以為主要有兩點，一是受父輩影響，二是本人出身使然。受父輩影響可從其父劉怦對待朱滔的言行得到體現。幽州鎮本質上屬於割據型藩鎮，對唐廷的離心傾向不言而喻，但其內部也長期存在主張順從朝廷的向心勢力。早在建中三年（782年）幽州節帥朱滔密謀叛唐時，就遭到了相當數量軍士的激烈反對，幾乎釀成一場兵變，朱滔為此“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為亂者，得二百余人，悉斬之”（《資治通鑒》卷227）。劉濟的父親劉怦就是其中向心派的重要一員。《舊唐書·劉怦傳》稱朱滔密謀叛唐時，正受其信任的劉怦就旗幟鮮明地反對：“暴亂易亡，今復何有？怦忝密親，世荷恩遇，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后悔也。”朱滔病死后，劉怦被軍士推為節帥，在政治上對唐廷持續採取向心政策。劉怦身居幽州節帥之位雖然僅有三月，但他作為父輩的上述言行不可能不對作為長子繼位的劉濟產生影響。

所謂本人的出身使然，是想說明劉濟在入仕之前曾是一位讀書人，中過進士，這是他對唐廷採取向心政策的因素之一。關於劉濟的進士身份，《舊唐書》本傳不見記載，不過《新唐書》本傳有明確記載，稱他“游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怦病，詔濟假州事”。這裡有一個疑問，劉怦是幽州鎮的一位武將，劉濟“游學京師，第進士”可靠嗎？筆者以為《新唐書》所記應該無誤，這從權德輿撰劉濟墓志文可以得到印証。該文稱劉濟：“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那麼，劉濟游學京師中進士在什麼時間呢？我們知道，劉濟死於元和五年（810年），享年54歲，則其生年應在至德二年（757年）。他於貞元元年（785年）繼任節帥，之前曾歷任“參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令”，“興元初”又任莫州刺史。興元是唐德宗年號，隻用了一年，“興元初”即公元784年。那麼，劉濟所任幽州參軍、兵曹掾和范陽令隻能在公元784年之前。又，《全唐文》卷480有《涿州新置文宣王廟碑》，其中稱劉濟，“建中初，假道州縣，操長是邑。”可証劉濟任范陽令是在建中元年（780年），而其所任幽州參軍、兵曹掾必然是在前此的代宗大歷年間（公元766年至779年）。劉濟所任的幽州參軍、兵曹掾在大歷何年，目前缺乏具體的實証材料，假設兩職歷時五年，則其“游學京師，第進士”的經歷應在大歷十年（775年）以前。而且在這段時間內，我們也的確看到了兩次唐廷面向包括河朔地區在內招攬人才、招收官員子弟入學京師國子監的記載：一次是代宗廣徳元年七月詔：“河北、河南，有懷才抱器，安貧守節，素在丘園不仕，為眾所知者，委所在官長具名聞薦。”（《唐大詔令集》卷9《廣徳元年冊尊號赦》，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58頁），一次是永泰二年（766年）正月下詔：“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御等使，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為奉義方，修德立身，是資藝業。恐干戈之后，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咨稟，負經來學，宜集京師。其宰相朝官、六軍諸將子弟，欲得習學，可並補國子學生。”（見《舊唐書》卷11《代宗紀》）劉濟在永泰二年（766年）年齡是9周歲，無疑符合以官員子弟進入京師入學國子監的條件，也與權德輿撰志文所說“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相吻合。劉濟應該就是依照永泰二年詔令條件而在年齡達到14歲后成為國子學生的（唐代州縣學生入學年齡下限為14歲，國子學亦當如此）。按照唐代規定，國子學生最長的可保留9年的學籍，優秀的可以考取進士。據此計算，劉濟在國子監學習的時間應該在大歷五年（770年）前后，進士及第可能在大歷十年（775年）前后。這些推算難免有失精准，但劉濟在出仕之前是一位有功名的讀書人並無疑問。

劉濟的讀書經歷與進士出身，無疑對他處理幽州鎮與唐廷的關系產生了影響。《涿州新置文宣王廟碑》是記述劉濟建中初任范陽令時修建的文廟碑，其中稱：“學，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義者（中略）吾宰主百裡，作人父母，權輿斯廟，以為人紀。”該碑立於貞元五年（789年），距劉濟升任幽州鎮節帥已經五年。盡管立碑者討好劉濟的意圖顯而易見，但劉濟當年創修縣學時所強調的“君臣父子之義”卻恰恰是當時士人的核心價值觀念，劉濟此語的表述與其讀書經歷和進士出身很難說沒有關系，這也應該是他在處理幽州鎮與唐廷的關系時表現出“最務恭順”的思想根源與思想基礎。（孫繼民 作者單位：河北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