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濟墓所出墓志的另一個價值體現在文獻方面。我們知道，出土文獻價值的大小取決於現存相應文獻的有無和多少，現存文獻越缺越少，出土文獻價值越大越珍貴。墓葬出土的劉濟墓志內容與《全唐文》卷505所收權德輿撰《劉濟墓志銘》相比區別不大，而張氏墓志則未見諸史籍記載。依此判斷，張氏墓志文獻資料價值高於劉濟墓志殆無疑義。不過，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也不能排除出土的劉濟墓志會有異文，異文也同樣具有新資料的價值。例如出土的劉濟墓志第一行有“開國男歸登書並撰額”等字樣（“撰額”疑應作“篆額”），而這一內容即不見於史籍所載的劉濟墓志文。同一出土的唐志內容與史籍傳世的唐志內容存在差異和異文並不奇怪，這與唐代墓志的體例和形成機制密切相關。在唐代，體例完備的墓志銘一般標注有撰著人、書丹人和鐫刻人。其形成過程通常先是撰著人根據志主的有關材料撰成文稿，然后是書丹人再將撰畢的文稿用朱砂謄抄於志石之上，最后是鐫刻人依據書丹人的筆畫刻字成銘。因此，出土的劉濟墓志形成應是權德輿撰文在先，歸登書丹篆額在后，史籍所載的劉濟墓志文不見書丹人歸登也順理成章。再者，唐志中撰者預寫的志文與志石實刻的文字，有時並不完全一樣。有些技術性的內容可能要到下葬時才能確定，撰者預撰時可能會預留下一些填空的字句，例如傳世的劉濟墓志文稱志主“歸痊於涿州良鄉縣之某原”，這裡籠統的“某原”在出土的志石中很可能就會具體化。這些內容不同的異文同樣具有新材料的意義，至少具有校對傳世材料的價值。

劉濟墓的發現以及墓志出土的考古價值，在於它為下一步弄清幽州鎮節帥劉氏家族墓地的分布提供了重要信息。幽州節帥劉氏家族先后有三人位至幽州鎮節度使，即除了劉濟之外，還有他的父親劉怦和兒子劉總。劉氏祖孫三代統治幽州鎮前后歷時36年，三人又都是直系親屬。按理來說劉氏家族墓地應在一地，但是我們從目前所了解的情況看並非如此。劉濟墓在今房山區長溝鎮的墳庄，這已為考古發掘所証實，但據《金史》卷78《劉彥宗傳》，身為大興宛平人的傳主的“遠祖怦，唐戶龍節度使”。並稱：“初，南苑有唐舊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怦葬。’上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劉）頍家本怦后，詔賜頍錢三百貫改葬之。”劉頍即劉彥宗之孫。劉怦始葬地在南苑，而劉濟墓在今房山區長溝鎮的墳庄，兩地相距至少幾十裡。是什麼原因造成父子兩人葬地如此遙遠？是父子二人本來各葬一方，還是父子二人始葬南苑，金代時一起遷葬於今長溝鎮的墳庄？據發掘視頻和網文介紹，劉濟墓中發現有金代“大定通寶”的錢幣，專家推測這可能是金代盜墓者所留，也可能是金代劉濟墓重修時所留。那麼，是否也有劉濟墓為金代遷葬的可能呢？如果是遷葬，那麼今墳庄一帶就不應僅僅隻有劉濟墓！歷史的無窮魅力，就在於它不斷破解歷史舊謎的同時，又不斷增添歷史的新謎。

二、劉濟死因剖析

談到劉濟墓，網文多提及劉濟為其子劉總所殺問題﹔但導致這一子弒父慘劇的原因是什麼，有必要專門談一下。

劉總弒父的根本原因是為了在與兄長劉緄競爭中奪得幽州鎮節帥的繼位權，直接原因是在造謠中傷劉緄的陰謀即將敗露時先下手為強。劉濟統治幽州鎮20多年，也面臨著晚年儲帥的選擇問題。由於史籍記載過少，我們不知道他在兒子中選擇儲帥的傾向和細節。然而從兩《唐書》所載元和五年（810年）出征成德鎮期間劉濟的相關部署看，他在長子劉緄和次子劉總之間是傾向於劉緄的。《新唐書·劉濟傳》稱：“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為行營都知兵馬使。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內親近謀殺濟。”請注意，這裡所說劉濟出征期間以劉緄“攝留務”，以劉總為“行營都知兵馬使”的安排是非常要緊和關鍵的部署。即將幽州鎮后方留守的軍政事務處置權交給了劉緄，而將前線的直接統兵權交給了劉總。這表明劉濟在幽州鎮儲帥的選擇方面已經向劉緄發生了傾斜，因為在唐代后期藩鎮節帥更替的語境之下，儲帥往往通過主持“留務”最終通向藩鎮節帥的寶座。“性陰賊，尤險譎”的劉總，當然洞曉父親上述安排的政治內涵，也深知劉濟“病甚”可能是他孤注一擲的最后機會。於是，他便利用了自己親掌“行營都知兵馬使”的權力，與張玘、成國寶等一起策劃了陷害劉緄的陰謀。為此，劉總採取了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挑撥離間劉濟與長子劉緄的關系，派人散布謠言，詐稱朝廷不滿劉濟在瀛州逗留不前，准備以劉緄取代劉濟的節帥之位，並不斷地宣稱從京師來傳達詔令的使人“已到了太原”、“已到了代地”等，鬧得滿城風雨。這一招果然激怒了劉濟，“濟憤且怒，不知所為，誅主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緄厚善者，亟追緄，以玘兄皋代留事。”劉總的第一步達到了目的，便迫不及待地採取了第二個步驟，“濟自朝至中昃不食，渴索酏漿，總使吏唐弘實寘毒，濟飲而死。”緊接著，劉總又假托劉濟之命，下令將趕至涿州的劉緄殺死，為他堂而皇之地登上幽州鎮節度使的寶座掃清了道路。

由此可見，劉濟有關幽州鎮儲帥選擇意向的清晰和劉總的陰謀篡奪導致了劉濟的殺身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