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拜讀了周建渝先生的《多重視野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1]，很受啟發，獲益頗多，有耳目一新之感，覺得這是《三國演義》研究中有創見、有新意、有思想、有分量的一部學術著作。作者借用西方文論中的某些理論觀點，以新的視角解讀小說經典，力圖挖掘文本的豐富意蘊，從而在某些問題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得出了新的論斷，把《三國演義》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筆者的閱讀心得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 化用西方理論，解讀中國小說

從作者的學術積累與學術經歷的角度說，周建渝先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師從蔣和森教授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后又求學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師從浦安迪教授研究哲學，這種中西兼通的文學及文化背景，使得他的學術積累與儲備，得天獨厚，視野開闊，思維活躍，在研究中容易發現新問題，得出新見解。以西方文論研究中國文學的熱潮，興盛在八十年代，當時由於閉塞多年，改革開放以后，人們如飢似渴接受西方的新東西，這對開闊視野，拓展思維，的確是有積極意義的。但隨之而來的飢不擇食者的情況也在所難免，其中生吞活剝者有之，生搬硬套者有之，亂貼標簽者有之，以艱深文飾淺易者亦有之。而融會貫通、化而用之、水乳交融的狀態則不多見。后來學界回歸乾嘉的呼聲，實質上就是對這種新方法熱的反思與調整。相比之下，周建渝先生的這部學術著作，就是化用西方文論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成功之作。

在本書中，周建渝先生化用了西方文論中的后現代批評、解構批評、巴赫金的“復調”理論、“文本互涉”、“多重對話”、讀者反應批評等理論，來重新觀照《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一系列問題，在學界現有的相關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思考，從而得出一些新的觀點。比如：關於曹操形象的評論，學界已有“奸雄”的定論。這既是羅貫中的主觀命意，也符合作品的客觀內涵，似乎已無需再論。但周建渝先生借用巴赫金“多重合奏”的理論與視野重新觀照曹操形象，又發現了新的問題。他認為：“仔細閱讀《演義》文本，可見羅貫中對曹操的評價，就其意義而言，是相互悖逆、相互解構的，由此導致作品裡曹操形象特質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第22頁）經過作者列舉作品原文的一系列論據的証明之后，得出這樣的論斷：“《演義》用意義上相互悖逆、相互沖突的評語，導致了對曹操形象的雙重解構。”“這樣的解構，導致《演義》對於曹操的評價呈現出歧義性。同時，也正是由於這樣的歧義性，使《演義》對於曹操形象，提供了開放式而非封閉式詮釋的可能性”（第27頁）。這就為研究曹操形象又開啟了一扇觀照的窗戶，提供了一種思維方式，從而打破了固有的模式與定論，啟發研究者進一步深入地探討曹操形象的特質與豐富性內涵。

再如：關於諸葛亮的“智絕”、劉備的“仁義”，魏延的天生“反骨”等問題，“以往學者對《演義》的詮釋，傾向於作品敘述之意義的確定”（第15頁），周建渝先生則借用解構式批評理論，“通過發現文本內存在的種種悖逆或矛盾現象，來揭示文本在意義層面上的不穩定狀態與不可確定性”（第15頁）。他通過相關文本情節的大量例証的分析，再“參照解構批評的視野來重新閱讀《演義》，卻能看到這樣一些似乎確定的意義，其實並不確定”（第15頁）。正因為其有不確定性，才需要讀者與研究者不斷地去解讀，才能使《演義》的研究具有開放性與不可窮盡性的無限張力。

二 放眼多層視野 透視豐富意蘊

周建渝先生寫作本書的初衷之一，就在於“試圖突破前人關於《演義》單一主題、單一意義或系統化敘述結構之成說，致力於探討《演義》具有的多重意義、多種意識形態之間的對峙與對話”（第92頁）。這是具有新理論、新思維特點的新探索。此前，學界有識之士也注意到了《演義》豐富內涵與單一主題研究模式的矛盾問題，因之有人提出“多層主題”的研究模式，但又存在顧此失彼的新問題。因為既然是“多層”，又何謂之“主題”，顯然“多層”與“主題”兩個概念之間存在著無法統一的矛盾。有鑒於此，有人採取更為極端的作法，提出“無主題”研究模式，試圖放棄“主題”概念，不再研究作品的主題問題。但是無視並非不存在，作品的思想內涵總是讀者與研究者要首先面對並解決的問題，但一直未能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良好有效之辦法。為此，筆者曾提出以“文化意蘊”代替“主題”概念的想法。[1]周建渝先生則打破了圍繞“主題”概念繞圈子的路數，打開視野，借鑒了俄國的巴赫金提出的“對話”與“復調”理論，同時也參照了美國學者保羅•德曼對這一理論的進一步發揮的觀點，還吸收了法國學者羅蘭•巴特在《本文的愉悅》一書中主張的“多元意義觀”和“解構消融論”。針對學界“忽略其意義呈現的多層面性與歧義性”等不足，對《演義》文本中的“眾聲喧嘩”與“多重對話”情況進行深入剖析與多方論証，從而挖掘出《演義》文本固有的豐富內涵。具體而言，作者通過孫策與於吉、左慈與曹操的對話與沖突，意在証明：“《演義》呈現的，不是單一的儒家倫理觀念，而是儒、佛、道及其他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和對話，這些不同意識形態通過自己的代言人，在小說中各自發出不同聲音，並在彼此相互對話中形成眾聲喧嘩的場面。”（第107頁）從而“造就了《演義》多元化的意義呈現”（第129頁）。此外，作者還圍繞吳、蜀聯盟的“眾聲喧嘩”所構成的大型對話，通過“仁”、“術”、“智”的多義呈現及其相互對話等方面，論述了《演義》所具有的“復調”小說之特征，進而說明《演義》中“不同意識之間的互不相融或互不消解對方，有效地促成《演義》的開放式敘述結構。敘述人及其作者的意識與作品人物意識之間保持的距離及差異性，更為《演義》多重意義的呈現，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內涵。”（第130頁）這一系列分析基礎上得出的新論斷，大大拓展了《三國演義》研究的視野，為進一步從多層面挖掘《三國演義》豐富的思想內涵與文化意蘊提供了范例，進而為《三國演義》研究展示了廣闊的學術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