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論斷出自文本 証據充分翔實

借鑒西方文論的某些觀點與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中的問題，無疑是可行的研究路數之一，但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切忌生搬硬套。以前的研究中就存在這一偏向。相比之下，周建渝先生則跳出了這一窠臼，他始終堅持立足文本，論從史出，通過對大量文本全面深入地剖析，來証明自己新論斷的可信性，從而顯得証據充分而又翔實，論斷堅實而有說服力。如關於劉備“仁義”特征問題，在《劉備“仁義”形象的反諷與解構》一節中，他詳細分析了劉備“敗走江陵”、“失信呂布”、“爭奪荊州”、“奪取西川”、“興兵伐吳”等一系列重要情節，這幾乎囊括了劉備一生的關鍵環節，在此基礎上才提出自己的新論斷：“《演義》一方面呈現劉備對其臣子及百姓的仁慈，以及劉備對關羽、張飛的義氣﹔另一方面又通過劉備對呂布、對東吳、對劉璋的種種不仁義的敘述，一步步抹除劉備的‘仁義’。”“《演義》以劉備一連串自相矛盾的行為來消除確定的意義，質疑其‘仁義’形象，以達到作品敘述的自我解構”（第31頁）。這是在眾說紛紜問題上提出自己新見解的突出例証。關於《三國演義》中劉備形象的評價，歷來存在著爭議，贊美其仁義者有之，認為其虛偽者亦有之。魯迅先生的論斷——“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 ]，則精辟地指出了作者主觀命意與作品客觀效果二者之間的矛盾現象。“欲顯”“長厚”是羅貫中的主觀命意，“似偽”則是作品的客觀效果。也有學者從劉備的“顯性性格”與“隱性性格”的角度來詮釋劉備形象中存在的矛盾問題。[ ]周建渝先生則化用解構批評理論，從文本中劉備自相矛盾的行為中，看到了“意義的建構到意義的消解，暗示出文字呈現意義的不穩定性，亦瓦解了文字表述似乎要導出的某種確定含義”（第31頁）。這就打破了過去絕對化的思維模式與評價方式，啟發讀者從文本意義之不確定性的層面去作各種角度的解讀，從而使文本的詮釋具有了多種可能性，從而防止了把本來內涵十分豐富的文本人為的固定化、絕對化與僵死化的傾向。這是具有相當學術價值的研究嘗試。

此外，諸如《演義》與《戰國策》、《史記》在敘述模式與主題上的文本互涉的論斷，項羽/呂布/關羽之敘述的文本互涉的論斷，魏、吳、蜀三個集團種種不同的君臣關系的論斷等等，作者皆注重立足文本，通過大量例証的多角度剖析，進行充分而有力的論証，從而令人信服。

總體來看，周建渝先生的這部專著是鑒於《三國演義》中“蘊涵了異常豐富的可詮釋的潛能”（《自序》），而“以往學者對《演義》的詮釋，傾向於作品敘述意義的確定”（第15頁）。針對這種傾向，他重點在於“嘗試運用解構批評的視角，揭示《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存在的前后不一致，或相互矛盾之敘述，由此看出作品意義呈現之相對性或不確定性，以及作品敘事結構的開放性”。“由此揭示作品意義的多重性與多義性”（第13頁）。作者把他這種研究的目的最終歸結為：“有助於‘話說三國’之研究朝著豐富與多元方向的發展”（第14頁）。這對《三國演義》研究的提升拓展與興旺繁榮，無疑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