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治黨為何要“嚴”

從嚴治黨、保持黨的先進性，是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的一個基本原則。 十八大報告指出，新形勢下，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並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三天就兩談警醒，其憂患意識、危機意識，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更為緊迫。

從時間上看，這個黨該抓了，該管了

我們黨執掌全國政權已逾耳順之年。從受到外部封鎖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到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黨所處的社會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黨的自身狀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黨員隊伍逾8500萬人，全世界國家人口超過此人數的也隻有12個國家。當戰爭遠去、運動不再時，對如此龐大的黨員隊伍進行教育、管理、監督的難度也空前增加。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和緊迫。由於我黨打天下時的“三大優良作風”，特別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在不少地方和單位的黨組織裡早已束之高閣，或刀槍入庫，致使其自身免疫力極其低下，能力不足的危險相當普遍。實際年齡早已過70古稀之年、80杖朝之年、90耄耄之年，執政年齡也已逾耳順之年的我黨，應該也必須像30多年前的三中全會那樣，進行認真反思，“容得下尖銳的批評”。

從空間上看，到了三個“不得不”關口

當前的中國到了三個不得不突破的關口。第一，政治體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關口。3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把蘇聯亡黨的兩個根本性原因(“議行監”合一的權力結構與“用等級授職制取代普選制”的用人體制)，在經濟領域基本解決了，由此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政治體制改革存在滯后。早在1986年9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就指出：“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第二，兩極分化到了不得不解決的關口。據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的我國近10年的基尼系數，過了0.4的警戒線。 我們從一個絕對平均的社會，到現在處在警戒線和動蕩線之間。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走了邪路了。” 胡潤研究院和興業銀行聯合發布的《2013高淨值人群另類投資白皮書》顯示，目前，我國資產億元以上的高淨值人群有6.45萬人，北京是國內擁有高淨值人群最多的省份。

第三，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關口。改革開放30多年來，因違犯黨紀政紀受到處分的黨政人員近450萬人，其中省部級官員近500人;因貪腐被追究司法責任的省部級官員逾百人，處以死刑的省部級及其以上腐敗高官就有6人。今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工作報告時指出，檢察機關嚴肅查辦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過去5年，共立案偵查各類職務犯罪案件165787件，218639人，其中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13173人 ，含廳局級950人、省部級以上30人 。

這三個關口都已經到了“不得不”的程度，客觀上提出了從嚴治黨的“命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