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果” 邱炯作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大學進行了很多改革，諸如招生收費，高校擴招，大學合並，崗位聘任，以及名目繁多的考核、評估及獎勵等。對於這些改革，無疑不能全盤否定。但今日大學裡有一種現象值得關注：不少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過來的教師，都較懷念那時大學裡相對純粹的學術氛圍。這種現象頗令人深思。

　　為什麼大學裡課題項目越來越大，經費越來越多，而很多教師的學問卻越來越小

　　在當今我國大學裡，一方面課題項目越來越大，經費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很多教師的學問卻越來越小。這種現象與當前我國大學教學管理和學術評價等機制是分不開的。

　　積極借鑒國外先進的文明成果，是我國加快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但是毋庸諱言，我國學界在學習國外先進文明成果的過程中，也存在著某種唯西方馬首是瞻的傾向。比如，有的學者研究的雖是中國問題，價值取向卻在西方﹔不管研究什麼中國問題，最想做的不是到實踐中去做細致、深入的調查研究，以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而是運用何種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具體問題。我國大學改革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這種傾向。

　　我國大學裡的崗位聘任制、課題制、績效評估以及招生上擴大學校及導師的自主權等，幾乎都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借鑒而來的。但是由於在具體操作上存在罔顧國情和機械移植等偏差，所以產生了“形式上雖學得很像，內容卻被閹割”的“偽借鑒”現象。例如，崗位聘任制原本是為了解決大學教師“鐵飯碗”和分配平均主義問題，初衷雖是好的，可結果卻是：大學裡的“鐵飯碗”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平均主義是被破除了，但收入分配卻在一定程度上向既得利益者傾斜。那些三十出頭、博士畢業不久的青年教師本是大學裡最有創新活力的群體之一，可在現行崗位聘任制下，他們的收入卻相對較低，生活壓力很大。由於崗位評定權大多掌握在既得利益者手中，所以崗位聘任的結果常常是“強者恆強”，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大學內的長官作風與學閥專制。

　　從本質上說，科研課題是“化肥”，本身並非“果實”，科研課題即使級別再高，也是工具，而非成果。若“化肥”施得多而無高水平學術產出的話，則“施肥者”不僅不應被表彰，反而還應被追究責任。然而在當今我國大學裡，課題業已“神聖化”——已被異化為學術成果的代名詞和職稱晉升等的敲門磚。每年1月至5月是課題申請旺季，其間，眾多高校教師尤其是等著上職稱的中青年高校教師，不管教學任務有多重、多累，不管有無信心，都要拿出一兩個月甚至三四個月的專門時間來做課題論証，填寫各類課題申請表，漫天撒網，到處“釣魚”。

　　但是，由於大學裡申報課題者實在太多，所以國家基金乃至諸多省部級課題的資助率幾乎都在個位數。也就是說，對普通申請者來說，平均每填10余次課題申請表才會有一次獲得課題的機會，以填一個課題申請表需要15天來計算，平均得花一兩百天才有可能獲得一項課題。何況申請課題還受“強者恆強”（獲得課題越多者越容易獲得課題）、學緣關系及運氣等問題和因素的影響，因此，對於那些邊緣的、時運或基礎欠佳的申請者來說，獲得一項課題平均所需時間還遠不止這麼多。這是多大的時間和精力耗損啊。可是，由於課題與職稱晉升嚴格挂鉤，很多高校都將主持一定級別及數量的課題作為職稱晉升的前提條件，所以很多中青年教師每年一到1月至5月份就坐不住了，即使再無望，也不能不盡全力試試。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學界也有科研課題制，但那時在大學裡一般都未將其與職稱、學位點、學科評審嚴格挂鉤，未將其作為相關評審的前提或關鍵條件，所以沒有普遍出現今日大學裡中青年教師一年要耗費一兩個月時間來專門填課題申請表的情況。

　　由此看來，課題制雖可繼續進行，但有必要使其更加科學化，取消其與職稱、學位點、學科等評審嚴格挂鉤的機制，不把它視為相關評審的前提或關鍵條件，而將其視為必要的參考因素。畢竟，反映學者或學術團隊學術水平高低的基本依據隻能是學術成果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