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在大學現行學術評價體系中，普遍存在著將核心期刊絕對化、神聖化的傾向

　　在我國大學現行學術評價體系中，普遍存在著將核心期刊絕對化、神聖化的傾向。這也很值得注意和思考。一篇論文若非發表在核心期刊，即使其學術水平再高，作者付出的心力再多，也不能被視為成果﹔反之，隻要是核心期刊發表的論文，即便質量再差，也是“貨真價實”的成果。

　　很多大學都有類似的明確規定：教師不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不准晉升職稱或崗位﹔博士不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不准參加學位論文答辯，即使學位論文寫得再好也不行。可是，核心期刊數量畢竟有限，一年到頭也發不了多少篇論文。這與龐大的教師及博士生群體發表論文的需求嚴重脫節。這種嚴重失衡的供需矛盾既導致了“千軍萬馬”擠核心期刊這座“獨木橋”的嚴峻局面，也導致了核心期刊稿件積壓異常嚴重，甚至還滋生了相關腐敗尋租行為，助長了不良學術風氣。

　　但是，學術需要“守門人”，尤其需要那種六親不認的“守門人”。嚴格意義上說，一篇論文學術價值的高低，主要並不取決於其發表的期刊是否“核心”﹔一個學者學術水平的高低，主要也不取決於其核心期刊論文的多寡，以及負責的科研課題或獲得的獎勵是否為“國家級”等，而主要取決於真正處於本領域最前沿的學者本著學術良知的認真評價與嚴格把關。

　　然而，今日我國的學術“守門人”，很多是“學而優則仕”，不少人身上或多或少地染有官場陋習，對知識和學術缺乏足夠的信仰和敬畏，因而很容易受人情、關系、利益等非學術因素影響而無法公正、認真、嚴格地評價和把關。如此一來，我國大學教師隊伍就像一支沒有守門員的“學術足球隊”。因為沒有守門員，所以隻好嚴格規定隻有從什麼角度、什麼距離射進的“球”才算進球，否則一律不算。而這些角度與距離，就是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大學不斷“創新”出來的一道又一道死“杠杠”：不是核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不算成果﹔沒多少篇核心期刊論文不給晉升何等職稱﹔沒有獲得什麼級別的課題不能晉升何種崗位﹔等等。這樣就使教師很多時候都無法為學問、學術本身而努力，而隻能為一道道“杠杠”而拼命。為了這些“杠杠”，他們不能不想方設法弄頂烏紗帽，不得不變得八面玲瓏，不得不放低身段，到處搞關系，“混個臉熟”。

　　為什麼說大學“去行政化”，並非像“不讓校長參加校學術委員會”那樣簡單

　　在我國大學裡，還有一種現象是：“改革”越來越頻繁，考核越來越量化、獎勵越來越多，學術質量卻越來越低。從一定意義上說，該現象與高校行政化色彩濃厚不無關系。

　　在我國許多高校裡，行政人員一般佔到了員工總數的百分之三四十左右。這種過高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高校有限的辦學資源被無謂浪費。而且，高校行政人員的身份是管理師生的“官員”，而非服務師生的“員工”。因為是“官員”，所以他們也很需要打造政績，以利升遷。如何打造政績？辦法通常有二：

　　一是追求“高大全”。“高”是指讓大學裡大樓越來越高，“大”是讓校園越來越大，“全”是讓本、碩、博學位點越來越多、越來越全。在一些急於升遷的校領導眼裡，隻要轟轟烈烈地把高校GDP（這裡借用經濟學術語，主要指高校的總體發展規模）搞上去、彰顯了“能力”和“政績”，就OK了，至於在創造GDP過程中資源是否被無謂浪費、學校是否背上了巨額貸款、社會是否存在專業擴張需求等，則往往不在重點考慮之列。

　　二是不斷“創新”校內制度。不管效果如何，在一些高校行政人員眼裡，似乎隻要是改革，就意味著進步﹔隻要是創新，就可彰顯政績，有利升遷，於是才有那麼多花樣百出的所謂改革創新。諸如，量化考核、教學評估、碩士生學制縮短、崗位聘任、期刊排名、沒有什麼級別以上的課題或獎勵不能晉升何種職稱或崗位，乃至沒有出國多少時間以上不得評教授、副教授等。殊不知，並非所有的“改革”都意味著進步，某些僅僅為了個人政績而進行的所謂“改革”，本質上不是進步，而是瞎折騰。

　　近年來，大學“去行政化”的呼聲很多，這些呼聲中雖不乏過於理想化的表達，但也道出了大學管理體制改革的勢在必行和大有可為。只是，大學“去行政化”，並非像“不讓校長參加校學術委員會”那樣簡單，問題的關鍵是如何重建學界對知識的信仰和對學術的敬畏，如何轉換大學管理者的管理職能。

　　（作者為北航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