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運動，而且是一場促進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從促進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國傳播的角度看，五四運動具有什麼樣的歷史作用？

耿雲志：五四運動是在之前的新文化運動准備好的條件下發生的，而五四運動又把新文化運動大大地激揚和擴展開來，使它成為中國民族文化振興和建設現代新文化的一個裡程碑。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無數青年學生，不但自己找到了表達抗議的最好方式，而且有能力到社會上乃至到工廠、農村去宣傳和組織廣大民眾。因此，中國近代社會第一次出現了最廣泛的社會動員，以社會知識精英、廣大青年學生為先導，有社會各階層首先覺醒的人士積極跟進，新文化運動不僅規模擴大了，而且大大提高了民族文化現代化的自覺性。這種巨大的歷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文學革命運動成為創造新文化的利器。新文化運動首先是從文學革命切入的，而文學革命最重大的成就是白話國語的形成和廣泛應用。語言文字是一種精神生產工具，而生產工具的革新會大大解放生產力，在物質生產領域如此，在精神生產領域也是如此。白話國語的盛行，有利於推動新教育的發展，有利於打破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嚴格界限，有利於各種人群、各種文化之間的溝通和互動。所以，白話國語是一種最方便的創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這是五四運動前后一個時期文化繁榮的重要前提條件。

二是新教育的迅速發展。由於白話國語的推行，再加上新的教育觀念的引進，尤其是1922年中國的新教育家們為中國制定出一個比較合乎近代標准又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新的學制系統，使中國教育事業真正走上比較健全的發展軌道。從這些受過新教育的學生中，產生出大批政治、經濟、軍事、學術、教育等各領域的新式領袖和骨干人才，他們成為后來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三是在中西文化溝通中產生了民族文化復興的自覺意識和必要的精神條件。經歷清末民初幾十年改革與革命運動的震蕩，中國人一向尊君崇儒的文化觀念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對怎樣創造現代的民族新文化，仍然充滿疑惑。到了五四時期，中國人一方面不再把中國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另一方面也逐漸減輕了清末以來形成的過分的民族自卑心理，由此造成了開放的、世界化的文化意識，使中國與世界文化良性互動局面的產生成為可能。再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個人獨立、個性解放的觀念開始被承認，這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曾有過的。人們逐漸對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有了全新理解，從此人的創造精神和創造力得到了解放。這對於中國社會的進步，對於民族文化的振興，是極其重要的精神條件。

四是社會公共文化空間的進一步擴展。清末，中國開始形成社會公共文化空間。到五四時期，社會公共文化空間得到蓬勃發展。這首先是由於新教育的發展，其次是由於社會團體組織空前擴展。五四時期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社會團體，較之清末民初成倍地增加，而且大多數都提出了諸如變革人心、改造社會之類的遠大目標。這些目標看似籠統，實際上反映出組織者們有了新的覺悟。許多社會團體為宣傳自己的主張，都辦有小報或期刊，傳播媒體因此大大發展起來。至於其他公共文化設施，如公共圖書館、閱書報社、劇場戲院等等，都比以前有巨大發展。所有這些，對於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對於人們之間的思想交流和催生新的思想萌芽，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記者：一些人在研究新文化運動時認為其存在某些激進主義傾向。對此應如何認識？

耿雲志：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並不始於新文化運動或五四運動，早在清末就已出現。如在維新運動期間，便有易鼐、樊錐等人主張一切盡從西法，以及譚嗣同的“沖決一切網羅”之說。辛亥革命時期，亦有國粹派批評的所謂“醉心歐化”等思想傾向。

造成激進主義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形勢和政治運動的推動。鴉片戰爭以后，國家時時面臨被列強侵凌乃至瓜分的危險，有志救國者和一般憂時之士，多有心急如焚的感覺，以救國為目的的政治運動接連不斷，而且有愈來愈激進的傾向。在新文化運動中被認為比較激進的人物，大多與政治運動特別是革命運動有密切的關系。激進主義是對長久以來的專制主義的直接批判和反對。政治上激烈的反專制主義，不可避免地要在文化運動中反映出來。新文化運動中，雖然陳獨秀、魯迅、錢玄同、吳稚暉等時有激進主義的思想和言辭發表出來，但從總體上說，他們的基本主張大多還是比較理性的。

同時我們還必須注意到，文化先覺者們起而倡導新思想、新觀念時，常常會遇到巨大阻力。因此，他們通常比較注意反對和防范來自保守主義方面的抵制，卻忽略了另一種社會現象，即盡管提倡者出於理性，但社會受眾中卻有一部分人因為自身的特殊際遇，往往把本來理性、平和的主張推向極端。這種事例是很多的。新文化運動進入高潮以后，胡適、蔡元培、蔣夢麟等人已經注意到某些激進主義的傾向帶有相當的危險性，曾發表許多文章和講演批評激進主義。同時還應看到，任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都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些負面的現象，我們不能指望一場偉大的歷史運動隻給我們收獲好東西，而沒有任何負面的東西。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開辟和奠定了近代中國發展的基本趨向，不能因為其曾經伴生了某些負面現象而加以否定。

(人民日報2009年4月7日第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