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身份標簽拉大干群心理距離

新媒體與官員形象的“伴生”關系

我們討論在新媒體輿情環境下地方官員形象重塑這個話題時，必然隱含以下幾層意思：第一，在以前某個時間段內地方官員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曾經是好的、正面的，今天要找回來;第二，新媒體在官員形象重塑過程中有積極、正向的作用，但也有不利的方面，我們必須揚其長而避其短;第三，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必須借助新媒體輿論工具為地方官員塑造一個新形象，這個新形象既可以和過去的“好形象”具有相同的內核，也可以不同，但在維度上必須保持正向。從現有的情形看，眾人都把目光聚焦在第二點上，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在評價新媒體的“負面影響”時，很多人卻進入了一個誤區，以為地方官員形象的倒塌與新媒體脫不了干系，甚至認為是由於新媒體的“摻合”、新媒體的不可控等因素才導致當下地方官員形象的惡化或丑化。其實，這二者隻不過在時間上有重合，在表象上呈“伴生”關系而已，而並非因果關系。假設這個判斷成立的話,那麼一定會有這樣的事實驗証：在不使用新媒體的地方，地方官員的形象比使用新媒體地區的官員形象在整體上好，而這個事實並不存在。這說明新媒體並不必然把地方官員形象引向某個特定的方向，在作用和性質上它是中性的，這是我們首先需要明白的地方。

在地方官員形象的形成過程中，借用一下傳播學的概念，有三個環節參與其中：官員、媒介、受眾。所以，要重塑地方官員的正面形象，必須三個環節上都努力。從發生學的角度看，官員自己的行為是源頭、是基礎，但是從形象形成的角度看，受眾卻是主體，評價的主動權掌握在受眾手裡。隻從媒介環節上思考問題，思路是狹窄的，而如果僅僅在新媒體上尋找著力點，則更加狹隘。從源頭上講，某些地方官員的行為才是禍根，只是新媒體的出現，讓這種“壞事”傳得更快、影響更深，傳播者在中間也更容易添油加醋。從受眾方面看，受眾心理、情感、意志、價值觀、經歷等都可以對地方官員形象評價產生影響，因此，公正地講，受眾對於地方官員的評價不一定都是客觀的，如果受到某種情緒的支配，更會極大地扭曲真相，與事實真相相去甚遠。

身份標簽拉大干群心理距離是官員形象危機首要原因

事實上，在以上所述的三個環節裡，都可以看到一個影子：身份標簽。正是這個身份標簽把干部與群眾劃成了兩個圈子的人，這種身份隔閡導致他們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溝通。在中介環節上，群眾把傳統媒介看作是官媒，既然是官方的媒體，他們必然為官方說話;在評價主體上，群眾是被管理者，是管理相對人，他們隻會站在自己的立場說話，而社會又缺乏公正的、可以信賴的第三方集團或者機構。

有意無意的身份標簽拉大了黨群、干群之間的心理距離，這是地方官員形象惡化的首要原因。中國歷來都是身份社會，不過從上個世紀起，這種身份社會發生了細微的變化，身份社會中融進了新的元素，身份的標簽中多了一個新的符號——“階級”。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革命的需要，喚起了人民的階級意識，鼓勵他們通過暴力手段來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對“暴力”、“斗爭”、“矛盾”等語匯冠以極大的正當性和無比崇高的意義。長期的宣傳和灌輸，致使群眾形成了這樣一種心理暗示：我們是不同階層(階級)的人，我們與他們之間存在著矛盾，我們之間的斗爭不可避免。在極端時期，政府還鼓勵人們主動劃清界限(其實是人為地給社會分層)，鼓勵那些被人為打上身份標簽的人之間的殘酷斗爭，甚至將一群人對另一群人(如黑五類)的打壓賦予政治上的正確性和倫理上的正當性。久而久之，階級對立、社會陣營等觀念深入百姓的頭腦。

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帶頭撥亂反正，淡化了階級斗爭，把工作的重點放到經濟建設上來。但隨之而來的貧富分化和社會分層引致了社會心理的割裂，這也使不同的社會集團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心理距離。官民之間，由於身份標簽不一，必然產生較大的心理距離和認知差距，更嚴重的，還會產生情緒上的對立。“富二代”、“官二代”、“農二代”、“屌絲”這些網絡名詞就是網友自我劃分社會階層的結果。當一些人在心理上把另一些人打入了另外一個陣營，那麼其與另一個陣營的人之間便會產生巨大的心理隔閡。每一次網絡口水戰背后都是不同陣營的網友之間的斗爭，他們或許並不是為了事實的真相，只是為了自己這一方能夠說服對方。有了這個分析，就不難理解網絡上熱烈討論過的“老不信”現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