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影響，加之遇上較為嚴重的自然災害，1959年至1961年我國出現了暫時的經濟困難，其中農村的情況最為嚴重。1959年起的所謂“三年暫時困難”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吃了情況不明、沒有深入調查研究的虧，從而也使黨的領導人認識到調查研究的重要。

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同志多少年來不做調查研究，隻要不做這種工作，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調查研究極為重要，情況明才能決心大。他要求把1961年搞成實事求是年。他還說，我們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點，這個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不然，對實際情況就不摸底。”他要求與會的高級干部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都要去做調查研究，把實事求是的精神恢復起來。

這次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就親自組織了三個中央調查組，分別前往浙江、湖南、廣東三省農村，各選擇一個最好的隊和一個最壞的隊進行調查，然后直接向他匯報。隨后他自己也離開北京，前往南方進行調查研究，並在杭州、長沙、廣州等地，分別聽取了先期到達這些地方的中央調查組的匯報。這幾個中央調查組都如實地向毛澤東反映了他們所掌握到的情況，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第一手材料，也堅定了毛澤東調整人民公社體制的決心，並由此啟動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的起草工作。

為了使全黨進一步重視調查研究工作，1961年3月13日，毛澤東特地致信參加“三北”會議(即華北、東北、西北各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全體人員，指出：“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是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毛澤東在信中對一些干部不願進行深入的調查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我看你們對於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於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於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於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毛澤東在上午8時寫完信后，又在“三南”會議(與“三北”會議同時召開的中南、西南、華東各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不久，“三北”和“三南”會議合並在廣州召開)上反復闡明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求各級黨委第一書記都要親自作調查，要親自了解基層的情況。

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中共中央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農業六十條)，對黨的農村政策作了重大調整。隨著“農業六十條”的貫徹，農村形勢逐漸好轉。可以說，沒有此次全黨農村大調查，就不會有農村政策大幅度的調整，農村形勢的嚴峻局面就有可能還將延續一段時間。

(作者為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