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孝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顯著特色，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孝道乃是使中華文明區別於古希臘羅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現象之一。傳統中國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可稱為孝的文化。梁漱溟說“中國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沒錯”。這並不是說西方文明與印度文明就沒有處理親子關系的道德，而是說孝是被中華文化特別強調的文化價值觀念。在中華文化中，孝具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內涵，這些是異質文化所不具備的。“孝”這一辭在英語中沒有專門的詞對譯，勉強以“子女的”與“奉獻”兩個詞來合成翻譯“孝”，難以概括“孝”在中國文化中的豐富內涵。這一點也証明了中國孝文化的獨特性。

3.孝是中華傳統道德的百善之先。

孝的倫理精神本質是愛、敬、忠、順。這是一切道德的內在精神源頭和基礎。一個不從精神上愛、敬父母、從行動上忠、順父母的人，何談對他人盡責任。孝確是一切道德的精神實質。

孝是“行仁”“行德”之起點。中國家族中的親情關系是一種合血緣自然關系與社會關系為一體的東西。中國人的道德感是從這種親情關系中升華出來的。從孝中生出仁，再從仁民而至愛物。孝因此就被看作是道德感的源頭。這種中國傳統道德的基本思維方式和基本進路，至今仍然延續著。今天的人們還是認為百善孝為先，孝為做人之基本美德。從一個人是否孝，就可以“兩歲看小，七歲看大”。

孝在當代社會的地位與作用

孝在當代社會、文化與道德中應該處於什麼樣的地位？

第一，孝在當代中國社會不再成為整個社會的精神基礎。這是因為當代中國社會已經不再是一個家國同構的傳統社會了。現代社會不僅不再強調家是國的基礎，而且強調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要區隔，社會要以尊重每個人的自由權利、建立現代法治國家為目標。在現代社會的建設過程中，人們日常生活的公共性日益凸現，家不再是國的基礎。但是我們也應看到，人們不僅有公共生活，而且也有日常生活與私人交往。加之，當代的中國是從傳統的中國走來的。人們的日常生活主要還是在家庭中進行的。因此，在私人領域、家庭關系中，父慈子孝這種文化觀念與倫理精神仍然是人民群眾內在的需要和呼喚。由於受傳統的影響較深，我們有時也會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這種說法實際上仍然是把家庭看作社會的基礎。但這種“社會”在我看來，隻能被理解為“民間社會”和“私人領域”，而不能包括國家。如果在現代社會“公”與“私”不分，那麼，建立在傳統孝道基礎上的“私情”也許會沖擊公共管理和國家治理。很多貪官不正是因為受枕邊風、裙帶關系的影響而落馬的嗎？它與“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是相悖的。我們在當代也不可能實行“以孝治天下”的國策。選官雖然也要注重其是否能孝親敬祖﹔但同時也要看到，即使在中國古代也存在“忠孝不可兩全”的情況。現代社會更可能有公私沖突的情況。

第二，孝作為傳統文化的首要觀念，在現代社會中仍可以成為重要的價值資源。中國傳統文化在20世紀的命運並不是那麼好。它不僅成為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對象，在相當長時期內也是遭到否定甚至是批判的。令人可喜的是，自上世紀90年代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令人矚目成就，民族自信心得到大幅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覺、自信也增強了。因此，國學熱持續，社會各階層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與弘揚的熱情非常高漲。各地的倡孝活動方興未艾，令人注目。原因是，慈孝是人類最基本的倫理情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首要價值觀念和首德，因此，一旦社會形成尊重傳統文化的風尚時，民眾首先就會想到慈孝文化。中、小學生規范中也已經出現“孝敬父母”的相關要求。孝於當代，仍是被當代中國人最為看重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建設民族共同精神家園的精神基礎。

第三，孝在當代社會不再成為“全德”，但仍可成為“元德”與“首德”。

孝在傳統道德中不僅是“德之本”即“元德”，別的道德得以產生的原發元素，而且是“教之所由生”即“首德”或首善，即踐行道德與教化民眾之始。不僅如此，孝在傳統道德中還被全面泛化，成了一切道德的代名詞即“全德”。如《孝經》所講的五等人之孝，實際上是把各種不同等級地位與職業的人的角色道德都等同於孝了。今天，我們隻適宜於讓孝回到其家庭親子道德的本來位置上。孝在當代中國的道德結構中絕不可能再處於泛孝的社會地位。這是因為，家庭雖然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中仍然有很重要的地位，但與古代相比畢竟不再居於社會生活的核心地位了。今天，我們可以把傳統的“百善孝為先”，從倫理的內在精神方面把它改造為“百善孝為始”。也就是說，孝仍然可以成為德性倫理的高尚人格和人際義務的精神淵源。孝所包含的“愛敬忠順”的倫理本質與“親親、尊尊、長長”的倫理精神仍然是一切道德的精神基因。在這種意義上講它仍然是“源德”。人最先接觸的人倫關系是父母，人的所有倫理實踐都起於對父母行孝道。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因此，孝仍然是“百善之先”“百德之首”。（主講人 肖群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