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從2012年3月起，本版開辟了“聚焦‘作家群’”欄目，系列文章以地域為坐標，梳理了當前文學界的重要作家群體，闡述了各自的創作特色和影響力，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反映出當前文學創作的整體風貌，至今已經刊出了12篇。6月30日，由本報文藝部牽頭主辦的“作家群現象研討會”在江西省贛州市舉行，與會專家學者就“作家群現象”的生成機制、歷史地位、文化價值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本版從今日起以“‘作家群現象’筆談”為總題，陸續刊登與會者的書面發言和會外評論家的呼應文章，敬請關注。

文學與地域的關系，應該說從《詩經》就已經存在，比如其中的十五國風。古代文學的經典文獻也多有對文學與地域關系的看法。但是系統的文學地域性研究，大概始於清代。普遍的看法是始於1905年劉師培發表的《南北文學不同論》。他從多個方面論述了南北文學的差異，並揭示了地域因素對文學的影響。后來梁啟超率先提出了“文學地理”這一概念，與今天的“文學地域性”有通約關系。1923年，周作人在《地方與文藝》中說：“風土與住民有密切的關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國文學各有特色，就是一國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顯出一種不同的風格，譬如法國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與北法蘭西便有不同，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土當然更是如此。”當然，周作人強調地方與文藝的關系，更重要的是要改變他認為那一時代的文風，即“喜歡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麗而空虛的理論裡”，他希望作家“跳到地面上來，把土氣息泥滋味透過了他的脈搏，表現在文字上”。

后來新文學的研究，由於百年中國特殊的歷史語境，更多地是消長起伏於啟蒙、救亡或“雙重變奏”的描述中。而關於現代文學的作家以南方為主、當代文學的作家以北方為主等看法的提出，背后隱含的是革命歷史敘事與作家群體關系的變化，其訴求是文學話語領導權的更替，大概與今天談論的話題不是一回事。后來被文學史家概括出的“山藥蛋派”、“荷花澱派”雖然與“流派”無關，但卻與現在討論的問題有相關性。

1986年，金克木發表《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一文。他認為：“地理不只是指地區，而是兼指自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文藝也要包括作者、作品、風格、主題、讀者（如作序跋者、評點者、收藏者等）、傳播者（如說話人、刻書人、演員等）。”他進一步提出：“不妨設想這種地域學研究可能有的四個方面：一是分布，二是軌跡，三是定點，四是播散。還可以有其他研究。”

在許多學者共同關注和呼吁下，2011年11月，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廣州大學中文系在南昌聯合舉行了“中國首屆文學地理學暨宋代文學地理研討會”，首次明確界定文學地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其研究對象、研究任務及研究意義。來自全國各社會科學院和高等院校的60余名專家學者聯名倡議成立“中國文學地理學學會”。這次會議標志著文學地理學作為新興學科得到學術界的正式認同，也標志著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建設從此進入一個新的、自覺的階段。

但是，必須承認，對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更多的是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這一情況與古代的社會形態，以及古代文學的生產、交流、傳播方式等有關。比如，古代的文人群體、文學流派的產生與傳承等，大多以地域為基礎。如“三蘇”、“常州詞派”、“桐城派”、“蘇州作家群”等。梁啟超以唐朝為界，認為唐以前地理是重要的因素，甚至起著決定性作用。但唐代以后，“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跡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唐以后尚且如此，進入現代以后，作家群體、文學流派基本上是以媒體為基礎的。比如“新青年派”、“新月派”、“學衡派”、“甲寅派”、“現代評論派”、“語絲派”等。用地域表達流派的方法雖然仍還存在，比如“京派”、“海派”等，但已逐漸式微也是不爭的事實。

1949年以后，學界鮮有“流派”說，這與具體的歷史語境有關。當代文學界關於文學與地域關系研究的再度興起，是“尋根文學”的出現。一時間裡，“吳越文化”、“巴蜀文化”、“商州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葛川江文化”、“齊魯文化”、“東北文化”等逐一被提出，各種文化都旗幟鮮明，但似乎又面目不清。這一情況與“尋根文學”時代的文學訴求有關——經受過西方“現代派文學”洗禮的中國文學界意識到，中國文學如果一味跟隨西方文學是沒有出路的，中國文學如果要走向世界，必須書寫中國經驗，必須讓中國本土文化元素成為主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口號，在那一時代顯得格外激動人心。但事實上，中國文學被西方文學認同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承認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莫言的獲獎與他取得的成就有關，同時與西方社會冷戰思維的終結大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