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地域的關系，即便進入現代仍然非常重要。比如沈從文與楚地，老舍與北京，趙樹理與三晉，張愛玲與上海，柳青、路遙、賈平凹、陳忠實與陝秦，蕭紅、蕭軍、端木蕻良與東北等。但是，當代文學研究文學與地域關系的時候，還多限於風土人情、地貌風物、方言俚語等表面性的特征。俄羅斯思想家別爾嘉耶夫也曾注意到俄羅斯地理環境與俄羅斯的人文關系。他說：遼闊的俄羅斯空間是俄羅斯歷史的地理動因，“這些空間本身就是俄羅斯命運的內在的、精神的事實。這是俄羅斯靈魂的地理學。”在這一點上應該說，我們研究的意識裡還遠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地域與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有著最為重要也最為密切的關系，因此也應該是文學與地域關系研究的出發點和關注的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在強調文學與地域關系的同時，必須意識到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的變化。或者說，全球化語境和傳媒的發達，使地域文化的封閉性成為不可能。各種文化的交匯、交融以及沖突、矛盾成為今天文化環境最重要的特征。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作家的創作，在繼承自己民族文學傳統的同時，也會受到時代精神的影響或左右﹔對其他民族優秀文學的學習、借鑒業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莫言獲得了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他小說的基本生活元素來自於他的高密東北鄉，他的語言和其他文化元素與他的家鄉有不能分割的關系。但是，他受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深刻影響也是基本事實。后來莫言在論及城市與鄉村關系時也表示：“對城市文學的定義應該更寬泛。現在很難說一部作品究竟是城市文學還是鄉村文學，比如我最新的長篇小說《蛙》，前半部分的故事盡管發生在農村，但小說的結尾部分所描寫的場景已經是城市的氣象。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感受特別明顯，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是恨不能把所有城市變成農村，現在的中國是恨不能把所有農村變為城市，所有農民都想變成市民。我想說的是，一個農民工眼裡也可以看到上海美麗的夜色，同時也能看到城市的角角落落，他把他看到的一切寫下來，如果達到文學的標准，同樣屬於城市文學的范疇，不能因為寫作者出身農村，就不算是城市文學。好的文學是不分城市還是鄉村的，也應該是不分城市作家還是鄉村作家的。”因此，在強調文學與地域關系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時代條件的因素。

法國思想家丹納在《英國文學史》中最早提出了文學發展的“種族、環境、時代”的三動因說。在《藝術哲學》中又作了更具體、透徹的解釋。丹納的三動因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后來的學者在他的基礎上不斷地產生新說。這一元理論在今天仍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價值和意義。尤其是在強勢文化試圖覆蓋全球，文化同質化的速度不斷加劇的今天，地方性經驗、少數民族文化、弱勢地區文化等，正在受到現代文明的不斷蠶食。而那些瀕於消失的文化經驗，在這樣的時代顯得尤其重要。因為往往有這樣一種情形：弱勢文化地區為了突顯他們的“現代”，便有意遮蔽起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對表達“現代”的文化符號更有熱情。

美國人類學家阿爾君·阿帕杜萊在轉述一位學者的一次亞洲之行時說，這位學者“描述的菲律賓人對美國流行音樂不可思議的愛好和共鳴，就是那種‘超現實的’全球文化的一幅活生生的寫照，因為在菲律賓演唱美國流行歌曲之普及，演唱風格之惟妙惟肖，較諸今日的美國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似乎整個國家都會模仿肯尼·羅杰斯和萊儂姐妹，就好像它是一個巨大的亞洲莫頓合唱團。然而，要想描述這樣的情境，美國化（Americannization）無疑是一個蒼白的字眼，因為菲律賓人唱美國歌（大多數是舊歌）固然又多又好，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他們的生活在其他方面和產生這些歌曲的那個相關世界並非處於完全的共時狀態。”時至今日，這一狀況在文化落后地區不僅難以改變，而且有可能愈演愈烈。

同時，我們還不時聽到關於“祛地域性”的呼吁。這一呼吁認為，對地域性的強調將使文學作品不斷地趨於“趨同化”或同質化，而過去那些曾經以地域性特色聞名的作家群體的創作，地域性特色正在淡化和消失。但是，對地域文化，特別是那些邊緣性的地域文化，強調它們的重要性是極其必要的。這是在全球化時代實現文化多樣性、豐富性的前提。而對於文學來說尤其如此。

在歷史學科裡有歷史地理，語言學有語言地理（方言研究），軍事學有軍事地理，經濟學有經濟地理等，中國當代文學，同樣有必要建立一門中國當代文學地理研究方向。這不是牽強附會或簡單的比附心理，只是因為當代文學學科的發展如期而至地到了這樣的時刻。（孟繁華 作者為沈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