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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國夢”，無疑要靠我們的“中國精神”。然而許多人不知道，或者忘記了，“中國精神”中有一種最主要的精神是“忠”，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忠是什麼？它是一種道德現象，貫穿在人們的道德感情和道德行為之中﹔也是人們的一種道德原則和行為規范，其原意是真心誠意，盡心竭力，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全心全意，盡職盡責，它的基本內容就是無私奉獻，也即是“公”。因此，經常有人將公與忠聯系在一起，稱為公忠。

一

現在許多人誤認為，“忠”產生於“孝”之后，只是“孝”的延伸，是“君為臣綱”，即臣民對於君主應當恪守的道德規范，這種看法不對，不全面。忠起源於何時？據一些歷史學家考証，中國的虞夏即開始尚忠，即忠和孝一樣，同時源於君臣關系尚未出現的虞舜時代，在夏代得以充分發展，它原來是氏族部落領袖的道德品質，以及他們對於普通民眾的道德義務，爾后才成為對所有人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規范。《禮記·表記》中說：“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后來的大禹也是這樣，“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庄子·天下篇》）。后來戰國時期的墨家，繼承和發揚了這種精神，“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墨者尚同、兼愛，節用、節葬，均是虞夏之忠的繼承。可見，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內，忠是“指君主官吏盡忠於民而言”，“當以《左傳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及《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二義解之”。

從戰國后期開始，特別是漢代以后，“忠”幾乎成為“忠於君”的專門概念，是臣對於君的主要道德規范。“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禮記·文王世子》）“君雖非君，臣不敢以不臣。”（《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學人第五》）“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曾文正全集·家訓卷下》《諭紀澤》）雖然，思想家們也強調教君、導君為善方是忠，保位固寵，逢君之惡不是忠，然而“君為獨夫民賊，而猶民忠事之。”（《仁學》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在宋代以后成為主流，支配著當時的社會，忠實際上成了奴役人民的思想道德教條。

於是，在鴉片戰爭以后，特別是在五四運動前后，出現了批判和聲討忠的思潮。譚嗣同批評其“尤為黑暗否塞”，陳獨秀斥之為“奴隸道德”。然而當批判的激潮一過，就有許多清醒的思想家認識到忠的合理因素，認為不應當完全否定它，而是要對其進行必要的改造。例如，孫中山先生指出：“我們到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於民是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孫中山選集》《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有些具有民主主義的思想家更意識到忠之觀念的歷史變遷，具有現實價值。柳詒徵說：“夏時所尚之忠，非專指臣民盡心事上，更非專指見危授命。第謂居職任事者，當盡心竭力求利於人而已。人人求利於人而不自恤其私，則犧牲主義、勞動主義、互助主義悉賅括於其中，而國家社會之幸福，自由此而蒸蒸日進矣。”（《中國文化史》，上冊，第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