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統一戰線政策，反對關門主義　　

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中提出，制定策略決不能隻根據革命情緒，根據一個集團或政黨的願望和決心，而必須對各階級的力量及其相互關系作出嚴格的客觀估計。革命政黨必須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必須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矛盾，在不犧牲原則的前提下找到適當的妥協形式，以爭取大量的同盟者﹔應當充分掌握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一切形式，把合法斗爭和非法斗爭結合起來﹔應當善於把整個工人階級和大多數勞動群眾爭取過來，共產黨員應該到一切有群眾的地方去工作，為此甚至應當參加為反動分子所掌握的工會和資產階級議會。這個思想，對毛澤東影響很大，成為他反對黨內不時出現的“左”傾錯誤的理論武器。比如，中國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在土地革命時期給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毛澤東在1935年《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就根據列寧的這個思想，提出堅決贊成統一戰線，反對關門主義。之后，他把列寧的這個思想引申為黨的基本策略：“爭取團結多數是列寧的思想，后來我們根據列寧的思想概括了幾句話，即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1966年4月21日，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談話時，又講：“要爭取多數、孤立少數，不然就要失敗。‘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各個擊破。’這四句話是列寧的意思，我概括的。”

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的相近特點　　

毛澤東說過，自己是先學列寧的東西，后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書。這是因為中國和俄國在找真理、干革命過程中遭遇的問題，有許多相同或相近之處。《“左派”幼稚病》“布爾什維主義的幾個主要階段”這部分，論述了俄國從1903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期間尋找和實踐革命理論的歷史。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便引証說，《“左派”幼稚病》“描寫過俄國人尋找革命理論的經過”，中國和俄國“尋找革命真理，這是相同的”。具體說來，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發生的背景，都有封建主義的壓迫﹔中國和俄國在進行革命時，經濟都落后，中國則更落后﹔革命起來后，都經歷了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時期，都面臨著怎樣看待無產階級政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樣處理和農民、民族資產階級等同盟軍的關系﹔都有一個從民主革命（在中國則先后經歷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過程﹔都出現過“左”的或右的錯誤傾向的干擾，等等。正是這些相似和相近的情況，使列寧著作中的不少論述比較適合中國革命的需要。1940年代，毛澤東推薦閱讀《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時，經常講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學習世界革命的經驗”，“對外國黨和共產國際的經驗，我們都要吸收”。直到1963年8月3日會見外賓時，毛澤東還強調：“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你要走這個道路就要研究列寧主義。”

列寧總是根據新的形勢需要寫出新的著作　　

在毛澤東看來，列寧的著作總是根據實踐需要，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他講了一段對我們今天還有影響的話：“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隻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個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1905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單有1908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對付十月革命前后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

在列寧著作中，毛澤東讀得最熟的，除《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外，還有《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論》。早在 1926年給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講課時，他就談到，列寧曾著《國家與革命》一書，把國家說得很清楚的。“國家於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變的”。長征初期生病，他躺在擔架上也讀這本書。目前保留下來的一本毛澤東讀過的《國家與革命》上面，還寫有“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讀”“內戰前夕”等字樣，上面有很多圈畫。在“階級社會與國家”這一章，幾乎每句話的旁邊都畫著杠杠，關於暴力革命的觀點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一段，杠杠畫得最粗，圈圈劃得最多，“革命”“消滅”“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些詞組和詞組的旁邊劃了兩條粗杠。毛澤東讀這本書的時候，國共之間的戰爭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滅舊的國家機器，已是決定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毛澤東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結合中國共產黨人當時的歷史使命，重讀列寧這部著作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1960年9月25日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對方談到《國家與革命》一書傳到澳大利亞后，讓此前四五個左派小組聯合起來，成立了共產黨，毛澤東高興地說：列寧的這本書對你們起了這麼大的作用。這本書好。現在許多國家的黨不讀這本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