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振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研究館員。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在民國檔案與民國史研究領域，發表論文90余篇，獨著合著出版史學專著15本，主參編民國檔案資料19種，如獨著《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國民黨特務活動史》，合著《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系》等。曾多次獲得國家及省市級優秀社科成果獎。

日本青年攝影師鏡頭中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

1938年發表在美國《瞭望》雜志上的照片，日軍在南京用中國戰俘練習刺殺。

在位於耶路撒冷的亞地瓦謝姆大屠殺紀念館，牆上懸挂著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照片。

1937年，日軍佔領南京中華西門。（均為資料圖片）

開場白 宋永忠（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校長）：

“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每到一個時間節點，國人的心頭都會涌起一段慘痛的回憶。而對於南京這座城市來說，對戰爭的記憶尤其深刻。“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近百年來衰落的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造成了中國的積貧積弱，這才使得日本這個強鄰敢於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這段屈辱的歷史再次印証了一個顛扑不破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我們要認真學習回顧歷史，以史為鑒，要奮發圖強，走發展之路，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好，隻有自己真正強大了，才不會受人欺辱。

二戰時的德國納粹軍隊與日本軍隊，在戰爭中都犯下了慘絕人寰的罪行。通過德日軍隊二戰暴行的原因比較，找出其中的同與異，對於促進這兩個民族對歷史的反省，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聽到一些以色列、美國和英國的學者說，德軍屠猶是有計劃、有蓄謀的種族滅絕行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犯罪，而日軍的暴行則是在戰爭中發生的，是為戰爭而進行的暴行。在他們看來，如果輕率地將日軍的暴行與德軍的暴行進行比較，會降低人們對納粹暴行受害者所受苦難的認識。

西方學者為什麼會這麼看？我認為，是因為他們對日軍在中國的暴行缺乏了解，當然，也有民族情感的因素在裡面。他們的感受，我們中國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同時也希望西方人能對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有同樣明確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當對德日法西斯的暴行進行理性的、深刻的、具體的比較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