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暴行的原因及動機

日本人認為，對於敢於反抗的漢族人，隻有一個“殺”字可以威懾住，“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是鞏固外來征服者統治的有效手段。因此，日本要佔領中國，也隻有對中國人大開殺戒。

前面說了德軍的情況。也許大家會問，亞洲的歷史地理環境和人文傳統，與歐洲完全不同，日本軍隊為何要在佔領中國及南洋各地之后，對平民和那些失去了抵抗力的軍人實行大屠殺和其他各種暴行呢？

根據學者們多年來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日本民族性格特征的陰暗面因素，發泄日本軍人戰爭獸欲的需要。自古以來，受天皇制度和軍閥政治的影響，日本人形成了崇拜強者、鄙視弱者的觀念。他們崇拜盛開之后即刻凋謝的櫻花，認為人生就是應該這樣，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即使馬上死了也是幸福的。那些武士，對征服弱者充滿快感，在強者面前顯得十分恭順。一方面，他們善於學習別的民族的優點，消化吸收，改良補充自己﹔另一方面，他們又有狹隘的島國心理，缺乏寬容與大度。大家看過電影《日本沉沒》，整天都想著自己要沉了。種種特征造就了他們在戰爭中的行為特色，以海盜式的屠殺與掠奪為特征，企圖以暴力達到征服的目的。另外，又受島國環境的影響，土地與資源的缺乏，使其生成了比較嚴重的生存危機感，時時刻刻盤算著如何通過“開拓萬裡波濤”來擺脫憂患，在海對面的大陸上謀得一塊永久的生存之地。其對外侵略的動機是長期、明確而牢固的。

近代以來，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實現社會改良，國力增強，為對外侵略創造了條件。而中國則正好相反，百年來衰落的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造成了中國的積貧積弱，廣闊的土地與豐富的資源，使強鄰垂涎。故日本對中國，從歷史上的敬仰學習逐步就變為蔑視與侵略。

幾千年來，日本在中國學習到了不少的東西，然而最主要的一點，他們到底也沒有學會中國墨儒諸家傳統的非戰、平和、寬容的美德。再者，日本社會封建統治等級森嚴的習俗和客觀生存條件對於其社會集體化努力的需要，形成了他們漠視個人價值乃至生命而重視國家社會團體利益的習慣，社會生活對於個人的環境壓力很大，尤其對負擔主要社會責任的男子，壓力尤重，於是一旦有機會，就造成了他們放縱自己以釋放壓力的契機。日本社會保持了男尊女卑的傳統，對女子是輕視的，從根本上來說，社會的主流意識認為女子是要服從並服務於男子的，在兩性關系上完全是以男人為主，男子視女人為玩物，各種對女性的玩弄與虐待方法即使是在現代日本也是司空見慣的，以至於造成日本變態色情業的長盛不衰。這些特征，造成了以社會中下層男子為主的日本軍隊，在對華戰爭暴行中的各種大規模屠殺、各種各樣的駭人聽聞的變態虐殺和奸淫婦女，制造出各種變態性暴行的社會根源。

第二，是日本當局在侵華戰爭中“膺懲”征服中國人的政治需要。近百年來，中日關系因日本不斷侵華而處在緊張對立狀態。日本軍政當局為了侵華的政治需要，一方面對中國進行全面縝密的偵察和有意識的分化瓦解，他們搜集中國各類政治、軍事、經濟乃至地理資源情報，進行仔細的研究，利用中國社會政治中的一切矛盾進行分化離間，准備發動侵華戰爭﹔另一方面在國內大肆進行對中華民族的鄙視仇恨宣傳，向民眾灌輸日本為了生存和尊嚴，必須侵略和佔領中國的觀念，在日本社會中播下仇華蔑華的種子。這一切使得日軍官兵在基本觀念上充滿了對中國人的蔑視和輕漫，他們認為中國人就是劣等的民族，隻要他們敢反抗日本，那麼就應受到任何懲罰，即所謂的“膺懲”。他們認為對敢於抵抗的中國人怎樣做都不過分。

從客觀事實來看，日軍在作惡時，大多以變態手段來殺人和虐待婦女，總是要讓受害者在死去之前飽受最大的痛苦，並從中得到樂趣。這種普遍現象，表現了日本基層士兵的變態心理，無可否認，其中有著日本社會習俗根源的因素。

這裡有兩則材料。一個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兵宮本在1937年12月16日寫給家人的信中說，“我們得到了中國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這是個沒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歷史，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用。隻有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才有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軍國主義的毒素已經侵入了一個普通日軍官兵的骨髓。另一名曾在中國山西作戰的日軍老兵近藤一，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從小老師就教我們，大和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因此，當時我覺得怎麼樣對待這些身為劣等民族的中國人都不為過。現在回想起來，我犯下的罪行100年也償還不清。”近藤一的良知，是他后來在沖繩島撤退的時候，親眼目睹了被卷入戰爭中的幾百名日本平民的尸體，其中有被炸得支離破碎的尸體，有與母親失散而哇哇大哭的嬰兒，這些關於日本人自身的切膚之痛，讓近藤想起了他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我在中國所做的一切在沖繩重現，那個場面就像地獄。”已年過8旬的近藤，現在一有空就會回到山西懺悔當年犯下的罪行。在沖繩戰場上，像螞蟻一樣被殺害的日本人，讓他突然意識到中國人是和他們一樣有血有肉的人，當年在山西屠殺中國民眾同樣是罪惡行徑。

近代以來，日本視侵華為其戰略目標，一切的行動以此為目的。為了順利地吞並中國，他們注重所謂歷史的經驗總結，有報道評論說：日本人總結了中國歷史上元、清兩朝蒙古和滿族人佔領中原的經驗，認為對於敢於反抗的漢族人，隻有一個“殺”字可以威懾住，“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是鞏固外來征服者統治的有效手段。因此，日本要佔領中國，也隻有對中國人大開殺戒。這種謬論居然成了他們在中國各地制造駭人聽聞大屠殺的“理論指導”。從八一三戰役后期日本軍界首領狂妄叫囂要“膺懲”中國人的歷史事實來看，我們對於這種謬論是可以寧信其有的。

第三，是對於被侵略國人民奮勇抵抗的瘋狂報復。侵華戰爭開始以后，日本軍方對於中國方面的激烈抵抗表示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特別是在“八一三”淞滬戰役中，中方的主動抵抗和決戰勇氣，打破了日軍“三個月解決中國事變”的吹噓，令日方“有措手不及之感”。當他們被迫一再增兵上海，在最后突破中方防線后，一種被“侮辱”后圖謀報復的心理油然而生。

1937年11月19日，日本華中派遣軍在攻佔上海之后，決心廢除原定“指令線”的限制，乘勝追擊，攻佔南京，其中就有圖謀報復中國人抵抗的因素在內。在這樣的情況下，南京城破之后，日本軍隊為了泄憤和以屠殺來威嚇中國民眾，消弭其抵抗意志，實行大屠殺、瘋狂的強奸、掠奪與大破壞，就是必然的了。戰后日本右派有人說南京大屠殺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對日本軍隊的激烈抵抗造成的，這種借口之荒謬簡直不值一駁，天下哪有遭到外敵入侵而不能抵抗的道理？

上述三方面的原因，是侵華日軍制造南京大屠殺和在中國各地犯下無數駭人聽聞的暴行的基本因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