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結合中共領導人“中國夢”的提出，探討中國公共政策層面的宏觀結構，進而分析近期展開的行政體制改革等，思考它與未來政策目標的關系，最后提出和討論“中國夢”語境下中國行政變革的課題。本文所述行政變革的內容主要包括：行政體制改革向行政改革變化的課題、傳統行政體制向公共行政體制發展的課題、社會變動條件下行政法律化與行政民主化課題等，以期對我國未來的行政變革進行展望。

[關鍵詞] 中國夢、行政體制改革、行政變革、公共行政

[中圖分類號] D6 [文獻標識碼] A

中共新一屆領導人執政伊始提出了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的未來中國國家發展目標。從中共領導人的最新闡述中提示的對“中國夢”所包涵的對歷史、現實與未來的時間發展的關注，以及強調的中國的、民族的、每一個中國人的主體性，特別是其中具體言及到的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來看，[1]這一政治話語的提出很有可能是中國政治領導人發起的新一輪政治動員、國家動員和社會動員。一方面可能在於對向市場經濟轉型以來日益被切割、零碎化了的中國社會以及人們的意識進行政治整合或政治統合，但更重要的可能還在於以此實現國民、社會的整合或統合來促進中國政策轉型的成功以及經濟發展等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標。我們在這裡可以將此作為本文的假設提出，這或許能夠深化我們對中國最新的政治發展、改革趨勢的思考。

因此，本文將結合中共領導人提出的“中國夢”，嘗試探討中國公共政策層面的宏觀結構，進而通過分析近期展開的行政體制改革等，思考它與未來中國政策目標的相關關系，最后提出和討論“中國夢”語境下中國行政變革的課題。

一、政策轉型、國家治理與“中國夢”

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之后最大規模的政策轉型應該發生於中國上一屆政府，就是本世紀初發生的、筆者一直以來稱之為的向“福利國家政策”的轉型。[2]它與之前的強調競爭效率、經濟發展的“經濟國家政策”相比，其主體政策內容和政策理念發生了諸多實質性變化：更強調均衡、公平、和諧，並以擴大民生、均等配置公共服務以及增進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為政策要素具體安排到公共政策和相關社會制度之中。

從現代化的發展階段以及從一些國家成功推動現代化的發展歷史來看，中國啟動的這一輪政策轉型應該說非常適時和恰當。這一政策轉型無疑從政策有效性的績效層面以及回歸憲法理念的統治層面強化了中國國家的合法性，使中國進入到了現代化發展的最后一個階段——“福利國家政策”階段。

但從政策轉型之后的中國發展來看，我們還沒有看到轉型后的政策目標完全得以實現，大量而復雜化了的社會問題和矛盾並沒有因此而基本緩解，我們隻能說至今為止中國仍處於這一輪公共政策的轉型過程之中。當然在此轉型期間，上一屆政府確實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或者說至少建構起了相應的社會政策和制度的基本框架。

同時，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政府也伴隨著公共政策的轉型推動了相應的改革，特別是“以人為本”、“服務型政府”、“和諧社會”等被總括為“科學發展觀”的政策理念和政府治理理念的提出，不僅對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且更具有作為中國話語向世界其他國家展示現代中國的象征意義。這些理念和規范既是為中國需要的，同時還是能夠被世界廣泛接受的。

究其政策轉型的政府目標未能得以達成的原因應該有很多。首先是時間問題。中國在推動向福利國家政策轉型的同時，由於種種原因還要延續前一階段的經濟國家政策，無法回避經濟發展、工業化進程的現實課題，因為這也是保証中國向福利國家政策轉型的基本物質條件。同時，由於法治國家、民主國家建設是保障福利國家政策成功實現的基本要件，因此中國又是在法治和民主欠缺的條件下推行政策轉型，這也與一些已經民主化之后推動這一政策轉型的國家形成了很大不同。可見中國面臨的就不單單是艱巨的政策轉型課題，同時還要追求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經濟總量的增大，以及不斷推動中國的法治國家和民主國家建設。而這一切都非短時間內能夠完成和奏效，需要長期的努力。

其間的中共十七大以及之后推動的行政體制改革對本文的思考而言值得關注。胡錦濤作的十七大政治報告所提出的通過加快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和思想解放來推動中國的這一輪政策轉型，應該說具有現實意義。同時對政府行政而言，報告還強調了行政體制改革以及加強行政監督機制的重要作用。[3]無疑其中含義在於通過政府行政制度、體制、意識、行為的變革，來促動中國政策轉型的成功。

除了政策轉型面臨的時間問題，相應的改革受阻、減速和不徹底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黨的十七大之后的2008年行政體制改革，即大部制改革等並沒有滿足中國社會表現出的高期待值。當然個中原因還包含了當時中國為了應對世界性經濟危機而需要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以及為舉辦奧運會等國家盛事而將公共政策的重心向維持穩定偏斜，同時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形成的特殊利益的階層固化現象也不知不覺成為人們意識中的改革抵制力量，由此出現的改革難以推進等國家治理失效現象成為了新的問題。近年來中國出現的底層社會抗爭、中層社會參與以及改革思潮強烈等倒逼改革推進的深層成因也引起了人們的熱切關注。[4]

雖然我們還需要一段時間追蹤考証，但或許以上的觀察恰恰是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提出“中國夢”的宏觀政治與社會背景。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將其放在中國公共政策層面的宏觀結構之中思考的話，中國近年來表現出的政策轉型與國家治理的不均衡性特征，也許就是致使中國的政策轉型仍需時日的基本要因，並成為了本屆政府繼續克服和超越的政策和改革課題。而具有政治、國家、社會動員性的“中國夢”政治話語，在這裡就可以換言之價值整合或匯聚共識，其現實功用或許在於通過加強國家治理來推動政策轉型的實現。

之所以得出以上認識，主要是由於本屆政府與上一屆政府在政策目標的設定以及政策內容的安排上具有較強的連續性。[5]如規定未來中國發展導向的中共十八大報告就是在強調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提出“收入倍增”等延續了保障民生的基本國策，並劃定了目標實現的具體時限﹔同時還提出“美麗中國”等新的政治話語，繼續了發展與生態平衡的科學發展戰略等。[6]由此，我們關於“中國夢”政治話語的思考，就大體可以放置在政策轉型這一中國公共政策層面的宏觀結構之中觀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