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現代化夢想，不能寄希望於他人的幫助，而隻有獨立自主才能走上實現夢想的道路。獨立自主探索現代化發展道路,首先是從政治上擺脫蘇聯共產黨的政治影響開始的。由於蘇聯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特殊地位，以及長期對中國共產黨給予支持和幫助，加之新中國成立后兩國簽署同盟條約，蘇聯共產黨在處理與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其他國家共產黨關系時始終抱有一種老子黨的心態，對其他黨猶如父子關系，而不是兄弟關系，特別是發展到后來武斷干涉他國內政，帶有明顯的大國沙文主義。又由於中國缺乏現代化建設的經驗，迫切需要向蘇聯學習建設並得到蘇聯的支持和幫助，這種情況制約著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建設現代化。到了1956年，這種情況開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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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美國人哈羅德•伊羅生在其出版的《心影錄——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和印度形象》中，對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特別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政治影響力的增長作了精辟的論述。他說：“盡管共產主義中國同蘇聯或美國比起來，仍然是工業矮人，但在國際影響和重要性方面，顯然已經屬於世界上前三、四位強國之列。通過經濟和軍事上絕對的優勢，蘇聯在斯大林之后一直在共產主義世界中處於權力的中心位置，但在蘇聯的勢力范圍中，作為威望和地位標志的衣缽，幾乎可以感覺得到開始移向北京的共產主義者那裡。在共產主義勢力范圍中沿著莫斯科—北京這根軸線有效影響力的重新分布，已經是——盡管依然是新生的、尚在嘗試著的——世界事務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之一。在蘇聯的勢力范圍內，中國人的威望、獨特的力量和獨立性，甚至在斯大林死亡之前，就在許多方面得以表現。北京成為了共產主義世界中麥加一樣的中心……然而直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新的、關鍵的地位才開始變得普遍地明顯，當時因為在波蘭和匈牙利發生對莫斯科當局的反叛，蘇聯在東歐的附屬地區處於幾近分裂的狀態，這一事態沉重地動搖了莫斯科政權。”伊羅生進而指出：“正如全世界的觀察家們很快估計到的那樣，在處理波匈事件的過程中，共產主義勢力集團中的主宰者——如果不是領導者的話——的主要角色實際上從克裡姆林宮轉移到坐在北京紫禁城琉璃瓦之下的那些人身上。”（《美國的中國形象》，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39—241頁。）新中國成立前，作者長期在華從事新聞工作，他對中國在世界政治力量中快速增長的敏銳觀察，獨到而准確。正是從1956年開始，中蘇兩黨兩國的關系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1958年以后，隨著對外政策和國內政策上分歧的嚴重，中蘇兩國在戰略利益上的巨大差距日益暴露，對於兩黨兩國來說，都存在國家利益與國際主義之間的沖突帶來的矛盾。…………這一過程恰是中國擺脫蘇聯現代化建設影響，開始獨立自主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時期。

1956年，中國共產黨開始重新審視向蘇聯學習工業化建設問題。蘇共二十大召開，在完全否定斯大林的同時，暴露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的諸如個人崇拜、農村發展落后等問題，這些情況也啟示中共要辯証地看待和學習蘇聯的現代化建設經驗，不能照抄照搬，而是要獨立自主地建設現代化。從實踐方面來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已經發現了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一些弊端，經過實際調查，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開始明確提出中國要走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1958年6月17日，毛澤東在對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所作的批示中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和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主義，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歷史証明，恰恰是1956年之后，毛澤東真正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首先是通過《論十大關系》總結前一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1957年，又撰寫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並指出不要教條地照抄照搬蘇聯的經驗，必須獨立自主地探討自己的建設道路。這都是在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為進一步開展大規模的建設進行的一定的理論總結和准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