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於上述原因，新中國成立后的現代化夢想開始走上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毛澤東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就指導制定了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年8月，中國政府代表團帶著試編出來的《五年計劃輪廓草案》前往蘇聯征詢意見。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過程中，中國向蘇聯學習社會主義建設的路徑開始發生很大的變化，開始探索自己的路而不再照搬蘇聯的模式。1960年1月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對社會主義建設的10年經驗進行了總結。在《十年總結》一文中，毛澤東開宗明義地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68頁。）前八年即新中國成立至1957年，對於照抄照搬蘇聯建設經驗的做法，1956年在論述十大關系時，毛澤東已經提醒大家注意避免這一不良的做法，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對這種教條主義的做法再次進行了批判。他說：“全國解放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但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工作、計劃工作、銀行工作和統計工作方面，特別是重工業和計劃方面，因為我們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橫豎自己不曉得，隻好搬。”“商業搬得少些，因為中央接觸較多，批轉文件較多。輕工業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也少些。社會主義革命和農業合作化未受教條主義影響”。（《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頁。）這反映了最初階段中國向蘇聯學習建設的基本情況。

借鑒蘇聯的經驗，特別是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影響，中國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為目標、以計劃經濟為手段、以重工業為重點的工業化道路。以實行公有制為目標，是工業化道路的核心。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並不是像現在一樣從生產力的角度來理解，他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對社會主義性質的影響講得不是十分明確，基本上是從生產關系即根據所有制也就是從公有制的角度來理解社會主義。這在1949年6月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已表現出來。“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毛澤東在這裡隱含著兩個基本的理論問題，首先，農業社會化，是指農業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這是公有制的一種形式，這種所有制形式與社會主義有著本質的聯系。其次，農業社會化步驟與以國有制企業為主體的工業發展的關系，即相適應，是指集體所有的農業與國有制的工業協調發展，這種相適應是把集體所有制農業作為工業的一個鏈條，通過實行農業的集體所有把分散的農民解放出來，為國有化的工業發展提供勞動力資源。所以，農業社會化的目的並不是單純的發展農業，而是為了發展國有制的工業。這些思想在毛澤東的論著中都有深刻的論述。同時，毛澤東在談到改造民族資產階級時指出：“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營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這裡清晰地表達了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

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所有制、工業化這三個既不相同又有關聯的范疇，被緊密聯系在一起。工業化的發展過程，就是發展和壯大集體所有制和國有制，就是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基本的邏輯。從實踐層面來看，關於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通過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農民之后，按照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由低到高的發展模式，逐步實現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則通過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到公私合營的高級國家資本主義，再通過和平贖買等形式發展到國有化。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確立起來。

來源：《讀懂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