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相關研究資料表明，“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考古發掘出的原始人的雕刻中，作為地名最早出現在陝西寶雞周原出土的文物上。作為地理學上國家意義的范疇，春秋戰國時期的《孟子》、《庄子》等典籍已開始使用，那時的“中國”是指后來說的“中原”。作為種族意義上的范疇，與蠻、夷、戎、狄等少數民族並稱或對舉，最早出現在《禮記》、《左傳》等典籍中，這種並稱和對舉，賦予中國這一地理學意義上的概念鮮明的民族學及文化學意義。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隨著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區統治地位的確立，中原文明對周邊少數民族的影響越來越大、優勢地位逐步加強，中國作為地理學意義上國家范疇的象征意義逐漸被一個又一個的王朝所取代。隨著王朝的更迭和興衰，地理學意義上的中國也在發生著時大時小的明顯的變化，但文化學意義上的中國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持久的影響力。在這種文化力的影響下，民族學意義上的中國得到不斷加強和壯大。至晚明、清初西方傳教士東來，他們稱明清兩朝為“中華帝國”，簡稱即是“中國”。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訂立的中俄《尼布楚條約》，是中國與外國劃定邊界的第一個近代主權國家間的條約。簽訂這個條約的中國政府是清朝，但使用的國名是中國。《尼布楚條約》對疆界劃分與人民歸屬的稱謂，使用的是“中國”與“中國人”。這是以國際條約的形式第一次將“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專稱。正是基於這種歷史的積澱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華民國”簡稱為“中國”。中國正式成為國名。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時，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沿襲了“中國”這一簡稱。中國這一含有地理學、民族學、文化學等多重意義的范疇，最終聚焦到一個現代國家的國名上。中國這一稱謂是區別從遠古走來至今生活在東亞大陸上的偉大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的標志性符號。

關於華夏。華夏是古代漢族的自稱，即由炎帝和黃帝部落融合而成的華夏族。據《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770年黃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周人和其他部落長期相處，逐漸形成華夏族。周王朝時把分封出去的諸侯國稱作“諸夏”或“諸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不久漢朝建立。從漢朝開始，逐漸以漢族代替了諸夏、華夏等稱謂。從詞源學來看，“華夏”一詞最早見於《尚書》、《左傳》等典籍。《左傳》記載孔子的話說：“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從地理學意義上來說，華夏這一范疇，最早指中原地區，后來這一概念的內涵發生變化，指中國全部領土，因此華夏又是中國的代稱。聚居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自稱為華夏兒女，這與炎黃子孫的內涵大致接近。華夏這一范疇的意義直到現在仍在原有的兩個層面上廣泛使用，即從地域來講，是指華夏大地﹔從種族來講，是指華夏兒女超越單一民族對中華民族這一整體性族群的認同，表達的是一種共同的民族心理、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

關於中華。中華，為中國與華夏的合稱。“中華”一詞何時最早使用，尚無詳考。有關資料表明，魏晉時期已有人使用。晉代人桓溫在《請還都洛陽疏》中說：“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據《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反元時在《喻中原檄》中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1894年，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建立救國團體“興中會”。他在《興中會宣言》中鄭重申明：“是會（指興中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振興中華”，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凝聚中華民族力量、激勵中華兒女斗志的響亮口號，表達了中華民族共同的信念和堅定的意志。除地理、人文等意義外，中華一詞天然地蘊含著一種華夏民族強烈的凝聚意識和自覺區別於其他民族的強烈的民族甄別意識。

這幾個核心詞匯在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是人們理解中華民族豐富內涵的幾個關鍵詞。此外，理解中華民族的豐富內涵，還要深刻把握中華民族融合的基本歷程。歷史地看，中華民族是一個在數千年歷史長河中，基於長期共同的生存發展、長期的交流與融合而形成的具有豐富內涵的民族共同體。中華民族融合的歷程大致分為以下六個歷史階段。

…… ……

經過漫長、復雜的民族融合，迎來了中華大地上各民族大團結大聯合的歷史機遇，形成華夏各民族團結統一的思想共識，成為華夏兒女共同的心聲。19世紀、20世紀之交，西方國家早已按照民族建國理論建立起現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世界范圍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覺醒迅速高漲，特別是經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華夏民族處於存亡絕續的重大歷史關頭，在這種大背景之下，借鑒西方的民族建國理論建立獨立、主權的國家，成為近代以來備受西方列強奴役的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的心願。此時，隱藏在各民族內心深處呼之欲出的“中華民族”這一范疇開始出現在中國歷史的舞台。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梁啟超、楊度、章太炎、孫中山、黃興等人的話語中，開始出現“中華民族”的概念。“中華民族”的提法最早見於1902年梁啟超寫的《中國學術思想之變遷之大勢》中。梁啟超指出：“中華民族的近代覺醒是從甲午戰爭時期才正式開始。”梁啟超、楊度、章太炎等最初提出和使用“中華民族”這一范疇時，還具有很大的局限，是指最古老最傳統意義上的內涵，即指漢族。這一簡單照搬西方近代民族學理論對單一民族的界定而確定的“中華民族”的內涵，顯然不能滿足各民族大團結共謀生存發展的現實和心願。隨著時間的推移，梁啟超等人后來改變主張，接受更加廣義的中華民族的概念。孫中山從實際出發對這一概念的內涵進行了豐富和發展。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發布《臨時大總統宣言書》提出，“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這就是“五族共和”的民族統一思想。此時，人們已經可以看到，中華民族作為不同於單一民族而是作為復合型民族的思想雛形。此后，他進一步明確“中華民族”概念的內涵，宣稱“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誠，合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自此，“中華民族”的概念逐漸被廣泛使用，越來越深入人心。這一時期，在中國政界、思想界一大批有影響力的風雲人物，都對“中華民族”的科學內涵進行了研究並提出了有價值的思想觀點，進一步深化了全社會對“中華民族”這一范疇的理解和認同。1907年，楊度發表《金鐵主義說》一文，把中國解釋為地域觀念，把中華闡釋成文化一統，把中華民族歸之為文化族名，提出所有生長於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民族經過交流融合，已經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個中華民族。這就把中華民族的含義賦予現代文化人類學的意蘊，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感召力和深遠的影響力，得到廣泛認同。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1917年2月和4月，分別發表了《新中華民族主義》和《大亞細亞主義》兩文，針對日本人宣揚的以日本民族為中心的大亞細亞主義，提出了中國人應該激發出以各民族融合為基礎的“新中華民族主義”的自覺，“則前之滿雲，漢雲，蒙雲，回雲，藏雲，及至苗雲，瑤雲，俱為歷史上殘留之辭，今已早無是界，凡籍隸於中華民國之人，皆為新中華民族雲。”李大釗提出的中華民族顯然具有超越其他各民族的內涵，著重強調的是中華民族的整體性覺醒。“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作為多民族統一的復合型民族范疇的提出、傳播和認同，實現了中華民族在思想、情感、精神、力量等方面的初步集中統一和凝聚，從此，在中華民族思想意識的深處結束了“一盤散沙”的歷史，也為中華民族共同探索實現中國夢的正確路徑，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標志著中華民族整體性的覺醒。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此基礎上團結帶領中華民族開啟了中國革命的光輝歷程。1935年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說：“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面對外來強敵的入侵表達的中華民族團結和凝聚起來而形成的自信和豪邁，是團結和凝聚起來的中華民族發自內心而又壓抑不住的強力吶喊，表達的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敢於斗爭、勇於勝利、向著夢想而拼搏奮進的民族志氣。歷史証明，團結和凝聚起來的中華民族有這樣的氣概、決心和能力，有戰勝一切困難和艱難險阻而最終取得勝利的高貴品質。多民族團結統一的復合型的中華民族，是中國數千年來民族融合的結晶。民族融合的這一偉大成就，從根本上確立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主體，這一主體形成過程中培育起來的共同的民族思維、民族意識、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等，為中華民族實現共同的夢想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礎和共同的社會心理。

來源：《讀懂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