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地概括他的智慧：
　　一可曰“奪旗幟”。長期“左”的影響，使我們在許多領域裡面動輒問“姓社姓資”，把不少原本屬於全人類文明共同成果的東西看作資本主義特有的，結果是，這些東西沒有銷聲匿跡，照樣發揮著影響，而我們自己則在這些問題上實際上失去了話語權。因此，奪回這些旗幟，為我所用，成為推動改革開放特別重要的一招。鄧小平抓住思想解放這個關鍵，一個“貓論”，一句“摸著石頭過河”，一招“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錯誤區分開來”，把大量過去失去的話語權統統收入囊中，一下子扭轉了局面。在回答西方記者“你是否認為資本主義並不都是壞的”的提問時，他不但給予了肯定回答，而且突出強調，“一些東西並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體現了超越意識形態的眼光和境界。
　　二可曰“涂顏色”。有些成果，西方國家可以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可以用。但從歷史淵源講，這些成果確實又是人家發明的，不可避免地帶有人家的色彩。怎麼辦？鄧小平的做法是：加上“社會主義”，就可以為我所用﹔加上“中國特色”，就把特殊性和一般性結合起來了。例如，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比我們搞得早。現在，我們也搞民主，西方人難免會用自己的民主觀對我們指指點點。面對這種情況，鄧小平沒有選擇放棄民主，而是強調，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民主，在高舉民主旗幟的同時，也拒絕了西方人在這個問題上對我們施加的壓力。同樣，一個“中國特色”的概念，既回擊了僵化保守力量對改革開放路線的質疑，又斷了西方別有用心的勢力催促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念想。
　　三可曰“算明賬”。對於好的東西，該承認就承認下來，不含糊，不藏著掖著、吞吞吐吐，但心中有數，不被人牽著鼻子走。在這方面，鄧小平對普選的態度是最典型的。一說民主，西方人就拿出普選來作為衡量標准。對於這樣一個大家普遍認同的概念，鄧小平首先予以認可。但是，認可了，並不等於我們就得照搬。鄧小平自有解讀：50年以后，我們可以實行普選，但現在的條件不成熟——三言兩語，把底線交代得一清二楚。在香港回歸問題上，鄧小平則體現了另一種成竹在胸：既然香港在現有制度下保持繁榮，回歸后可以繼續實行它的那一套。香港無需因為回歸就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內地更無需因為香港是資本主義制度便要改掉自己。一國兩制，各得其所。在當時普遍存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水火不容的觀念的背景下，鄧小平言簡意賅地把這筆賬算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