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先后經歷了三個關鍵節點。第一個關鍵節點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們黨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拉啟了改革開放的大幕。第二個關鍵節點是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中國社會自此正式進入現代經濟的發展軌道。而當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又逐步推進到一個新的瓶頸期和關鍵節點。我們現在正處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時期，處在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鍵時期，處於政治體制改革深化的關鍵時期，處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關鍵時期，處於構建現代階層結構的關鍵時期。從現代化的角度來說，就是從經濟現代化開始轉向有重點的全面現代化，由物的現代化轉向人的現代化。黨的十八大報告簡潔而准確地稱之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越是在這樣的決定性階段與關鍵節點，問題往往積壓得越多、越嚴重。如果能夠有效破除各種障礙，渡過這個節點，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就會推進到一個新的更高的層次與水平。如果過不了這個節點，中國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最后成功。在這樣一個新的瓶頸期，在這樣一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改革態度上的堅定、思路上的清醒、舉措上的有力是極為必要的。也正由於此，今天重溫鄧小平關於改革的深刻思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於中國改革有著深刻的分析與精辟的認識，其改革觀對於改革具有根本而長久的指導意義。
　　中國改革的推進必須以正確理解社會主義本質為前提　　
　　在理論上對於社會主義本質問題搞不清楚，或者從本本出發，或者從主觀設想出發，對於事物提前定性：這是社會主義的，那是資本主義的，條條框框太多——按照鄧小平的思路，這樣根本沒有正確理解社會主義的本質。基於歷史的經驗教訓，鄧小平打破了將純粹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制度結構視為社會主義本質的傳統認識，指出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應該具有的功能。所謂“貓論”實際上就是這種功能性本質觀的形象說法。這樣，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就突破了具體經濟結構的層面而深入到其功能的層面，亦即不再從結構著眼，而是從功能著眼，不是先定性，而是先重實效，是功能決定了對結構的選擇與結構的變遷而不是相反，是結構服務於功能而不是相反。從功能而非主要從結構的角度看待社會主義的本質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思維邏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可以看到，無論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還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及習近平總書記所提的“中國夢”，其內涵實際上所遵循與延續的正是這種功能性的思維邏輯。在這個意義上，凡是能夠實現社會主義功能的，凡是能夠推動生產力發展與人的發展、幸福的，凡是能夠推進中國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什麼樣的具體制度設計都可以採用。
　　正是依據這種功能主義的本質觀，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深刻批判了那種漠視現實實踐的發展要求，頭腦中禁錮太多的傳統思維，明確強調：“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針對當時關於証劵、股市的爭議，鄧小平指出，“証劵、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看看現在証劵、股市在中國的發展，我們未免感喟，在以后的發展中成為常識的觀念在過去卻往往被視為異端。特別是回顧一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爭論，不過二十年左右的時間，真令人思考良多！
　　隻有明確功能性的社會主義本質觀，才有可能真正解放思想，從實際出發，干實事、求實效。“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