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王中之王？

“巫蠱之禍”是發生於漢武帝統治晚期的一場激烈的政治風暴。 　　圖為“巫蠱之禍”

漢武帝征伐匈奴，為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圖為漢武征伐匈奴

張騫出使西域，以前后13年的艱難困苦為代價，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聞的關於西域的知識，同時使漢王朝的聲威和漢文化的影響傳播到了當時中原人世界觀中的西極之地。

漢武帝時代實行了史稱“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重大文化變革，結束了各派學術思想平等競爭的局面，對於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極作用。

“金屋藏嬌”故事，是以漢武帝為主角的宮廷情感童話。

班固《漢書·武帝紀》稱頌漢武帝“雄材大略”。荀悅《前漢紀》寫作“雄才大略”。對於漢武帝，應劭有“冠於百王”的評價。曹植也贊揚漢武帝“功越百王”。明代思想家李贄稱漢武帝為“千古大聖”，以為“不可輕議”，又說：“孝武乃大有為之聖人也。”“有為之功業已大矣。”作為生活在不同時代，對歷史有深刻思考的學者，他們都不屬於權力集團的中堅力量，並不是正統思想的宣傳者，這些意見因而值得我們重視。

自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漢武帝在位54年。漢武帝時代，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空前的鞏固，漢文化的主流形態基本形成，中國開始以文明和富強的政治實體和文化實體聞名於世。當時的西漢帝國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輝煌成就成為東方文明的驕傲，在林立於世界的不同文化體系之中居於領先的地位。漢武帝時代的政治體制、經濟形式和文化格局，對后世都有重要的歷史影響。

近代學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國古代史》中曾經說，歷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漢高祖，然而，又“有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漢武帝。說漢武帝是“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為他確認的歷史路徑，開啟的文化風氣，創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國家疆土，對中國歷史影響非常長久。漢武帝時代有許多重要舉措，如同秦漢史研究大家勞榦所說，都體現出這位歷史人物的“大智慧，大決斷”。

中國古史的英雄時代

漢武帝時代是英才薈萃的時代。文學、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等，在這一時期都有繁盛豐實的創造性的成果。

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偉大的歷史貢獻，重要原因之一，是漢武帝能夠“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就是以寬懷之心，廣聚人才，給予他們文化表演的寬闊舞台，鼓勵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文化才干。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兒寬傳》后的贊語中，列數了當時許多身份低下者受到識拔，終於立功立言的實例，指出正是由於漢武帝的獨異的文化眼光和非凡的文化魄力，使得這些人才不致埋沒，於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形成了歷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觀。如班固所說，當時，“儒雅”之士，“篤行”之士，“質直”之士，“推賢”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之士，“應對”之士，“歷數”之士，“協律”之士，“運籌”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將率”果毅之士，“受遺”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勝計。班固所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的總結，是符合當時人才隊伍最為雄壯的歷史事實的。也正是因為有這樣一些開明干練的“群士”“異人”能夠煥發精神，多所創建，這一歷史時期於是“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后世莫及”，在最多方面完成了空前絕后的歷史創造。

我們說，漢武帝時代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英雄時代，除了漢武帝的歷史表現以外，還在於當時不僅有衛青、霍去病、李廣這樣杰出的軍事人才，司馬遷、董仲舒、桑弘羊、張騫、司馬相如、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貢獻，也使得他們在千百年后，依然聲名響亮。不過，這一現象的出現，並不完全像班固所說的，完全是漢武帝個人的作用。群星的閃耀，是因為當時社會文化的總體背景，曾經形成了中國古代歷史中並不多見的澄淨的晴空。 

漢武征伐匈奴

漢武帝時代，以軍事成功為條件實現了漢帝國的疆域擴張。而最重要的成就，是北邊軍事形勢的改變。匈奴游牧部族聯盟的軍事力量長期以來壓迫著中國北邊，使農耕生產的正常經營受到嚴重的威脅。在形勢最嚴峻的時期，匈奴騎兵甚至曾經侵擾長安鄰近地區。與匈奴的關系，成為漢武帝時代在對外關系方面所面臨的最為嚴重、最為困難的問題。

漢武帝克服各種困難，發動了對於匈奴的反侵略戰爭。由於對於戰爭主動權的牢固把握，這一戰爭后來又具有了以征服匈奴為目的的戰爭的性質。“北邊”形勢的變化，保証了中原農耕生產秩序的安定。

對漢武帝時代用兵匈奴的歷史意義的爭論持續了兩千年。持積極肯定態度的評價，認為這一軍事行為有益於中原的安定，有益於漢文化的傳播。《鹽鐵論·論勇》記錄的支持漢武帝匈奴政策的意見，則以“怯夫有備，其氣自倍”，“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等言辭，贊揚了戰時形成的英雄主義精神。

漢武帝征伐匈奴，積極經營“北邊”，促進了長城沿線地方經濟的進步。屯田事業的發展，使得“北邊”走向繁榮。河西地方農耕開發與水利建設的成就，為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張騫“鑿空”

西漢初年，今新疆地區的所謂狹義的“西域”計有三十六國，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裡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張騫出使西域，以前后13年的艱難困苦為代價，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聞的關於西域的知識，同時使漢王朝的聲威和漢文化的影響傳播到了當時中原人世界觀中的西極之地。

漢軍擊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元狩四年（前119），張騫再次奉使西行，試圖招引烏孫東歸。這一目的雖然沒有實現，但是通過此行，加強了漢王朝和西域各國之間的聯系。

張騫打通中西交通道路的成功稱作“鑿空”。《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其后使往者皆稱博望侯。”裴骃《集解》引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張騫作為以中原大一統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開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他對於發展中西交通的功績，確實在這一角度上有“鑿空”的意義。張騫之后，漢與西域的通使往來十分頻繁，民間商貿也得到發展。

漢王朝對西域的影響，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值得重視的意義。正是由於這一歷史變化，漢王朝才開始真正地面對世界。正如張維華《論漢武帝》一書所說：“張騫通西域，不僅對於中國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即對於整個東方的歷史，亦具有重大意義。” 

在漢武帝時代中原文化取得強勢地位的背景下，西漢人形成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強烈的國家意識，但是漢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結，其實並不狹隘。比如對金日磾的信任，就是明顯的例子。勞榦寫道，“舊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自武帝托孤於休屠王子，天下向風，共欽華化，而金氏亦歷世為漢忠臣，雖改朝而不變。”當時漢王朝軍事體制中有“胡騎”、“越騎”部隊。少數民族軍人甚至負責京畿衛戍。上層社會乃至宮廷生活中“胡巫”、“越巫”的活躍，也體現了當時的民族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