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增長》為何引人注目

對於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社會上一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有人認為是壓低消費的原因，有人認為是依靠過度投資所致，還有人認為是中國人口紅利的結果等，不一而足。《超常增長》對這些說法也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回應。

作為一部富有原創力的著作，《超常增長》在理論上的探索引人注目，對中國下一步的改革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這本書是國內少有的對中國經濟作70年長周期分析的著作，特別是書中對2013－2049年后36年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分析，有助於我們樹立對中國經濟未來的信心，增強對中國道路的自信。一段時間以來，特別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逐漸失去由美聯儲驅動的國際超常購買力的現實，使很多人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有不同程度的擔憂，甚至有人看衰中國經濟。本書從常規增長和超常增長兩個角度進行分析，認為雖然推動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內外因素均已發生重大的變動，但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基本性質並沒有改變，即使轉向內生型經濟增長的道路，供給與需求兩方面仍然存在著新一輪高速穩定增長的空間和基礎，進而從消費升級與產業升級，新型城鎮化，生態與環境建設，能源與資源，人力資本與技術創新，國防建設，積累、投資與消費等方面作了詳盡的分析。最終得出，未來36年中國的年均增長率仍將維持在7%左右，而這意味著到2049年，假設同期美國經濟年均增長仍保持在2%的水平，那麼人民幣與美元即使按5:1的匯率計算，中國經濟的總量也將達到美國的3倍多，而人均GDP，按中國人口15億、美國人口3億計，中國大約是美國的70%強。

該書還對中國經濟1979－2012年前34年年均高達9.98%的超常增長速度作了系統的分析，探討了導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比如，作者指出，在需求方面，由於中國比較堅定地擴大對外開放，特別是加入WTO，全面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持續穩定地提升了國際貿易規模和貿易盈余，用國際市場的有效需求抵消了國內需求的不足，從而在前34年形成了很大一塊超常購買力，產生的中國經濟的年均超額增長約為2%。本書還進一步分析，超常購買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美國家庭的儲蓄赤字、產業的貿易赤字、政府的財政赤字，這三大赤字的背后則是美元的過度發行。關於2008年肇始於美國進而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西方社會一直指責是中國經濟失衡所導致的。本書指出，過去30多年中美兩國同時實行了不平衡的發展戰略。中國追求的是不平衡的高速增長，特征是所謂的“三低三高”，即“低工資→低消費佔比→低內需市場，高投資→高增長→高外貿盈余”﹔美國則是維持不平衡的赤字經濟運行，即“低投資→低增長→高外貿赤字，高資產泡沫→高消費→高家庭赤字”。中美兩國的經濟發展無意中形成了互補性戰略配對，各自均以對方為依存，缺一不可，其長期后果則是兩國乃至全球經濟的失衡。作者進一步指出，世界經濟長期健康發展將取決於中美兩國戰略與模式同步轉型能否成功。應該說，這一關於世界經濟失衡原因的分析是比較客觀和公允的。

對於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社會上一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有人認為是壓低消費的原因，有人認為是依靠過度投資所致，還有人認為是中國人口紅利的結果等，不一而足。本書對這些說法也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回應。例如，對於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原因在於高投資、高浪費與犧牲消費的誤解，作者指出，在過去34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高GDP增長、高投資增長與高消費增長是同步發生的。這一期間中國GDP年均增長9.98%，投資年均增長10.92%﹔而消費年均增長同樣高達9.15%，即使按人均消費增長計，也達到年復合增長率7.99%的高水平。這一速度在世界經濟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成就。之所以人們把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原因誤以為是犧牲消費，在於他們把GDP中的消費佔比和消費水平兩者混淆了。本書分析道，中國GDP中的消費佔比前34年中平均為59.56%，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通常在75%以上，由此看來中國的消費佔比確實比較低，但消費佔比低並不等於消費水平低。因為還有更加重要的一面，消費佔比較低意味著投資率較高，投資規模較大，而投資規模較大則帶來較高的GDP增長率﹔在GDP增長快速的條件下，即使消費佔比較低，它所對應的絕對消費水平也可能是快速增長的。相反，如果中國前34年的消費與投資佔比像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那樣變為消費佔比75%，投資佔比25%，那麼，中國的消費水平就不會是現在的年25萬億元，而是降為18.75萬億元。這就是說，就中國過去34年的情況而言，較低消費率與較高投資率帶來的是消費水平的高速增長，而如果採用相對較高的消費率與較低投資率所導致的則可能是較低的絕對消費水平。作者的這些分析充分體現了投資、增長與消費之間相對比例與絕對水平的辯証法。

在對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現象作分析和預測之后，作者指出，中國式超常增長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成功地建立起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政府與企業兩大主體構成市場經濟的主軸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包含了戰略性中央政府、競爭性地方政府和競爭性企業系統的三維體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戰略領導力、地方政府的發展推動力與企業的創新活力有機結合的新型經濟制度。在這樣一個三維架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競爭中的企業著力創新、謀求發展，是資源配置的微觀主體﹔競爭中的地方政府通過招商引資等多種方法構造了可持續的“投資激勵體系”，降低企業投資創業的成本，從而提高企業均衡投資水平，並通過提供類似“總部服務”的職能幫助企業突破部門官僚主義的障礙，造就了中國經濟的超強投資驅動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的基礎上，一方面總攬全局，把握發展與穩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的契機，審時度勢地果斷融入全球分工體系，為中國經濟高投資和高增長創造了額外的市場機會。正是這樣一種中國體制產生的超強投資驅動力和國際市場的超常購買力，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得以避免常規市場經濟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在1994年后的20年中持續高位運行，創造出超常規增長與超低經濟波動並存的奇跡。

盡管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逐步演化成形的這種三維市場體制還不盡完善，存在諸多問題，但作者認為，這些問題或是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伴生現象，或是經濟運行的內生結果，轉向英美式的常規市場經濟也難以避免，隻能通過自主、持續的制度創新，對三維市場框架進行累積性的組織優化與流程再造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