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城市和農村貧困人口與活躍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工人階級和貧困人口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親友聯系。一個南方的無產者或在北方工作的南方工人，一般要養活一大家子人，其中許多人還在農村生活。相反，這個無產者很多的日常需求越來越多地要通過非正式勞動來滿足，比如經營小賣店、小公交，在自家后院開修車鋪、種菜，或是在鄉下老家保留一小塊自留地。這些現象不僅僅在南非存在，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以不同形式存在著。

如果社會主義要成為抵制資本主義利潤最大化的藥方，社會主義就必須照顧到我們這個時代數億城市和農村貧民的理想和生存，而不能僅僅是現代化，盲目模仿西方，或者直接實行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變得不可持續，如果我們要拯救世界，就必須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種將利潤最大化的生產關系隻能讓我們在危機和矛盾中越陷越深。為“現代化”而現代化和脫離了發展的“增長”必須要由另一種邏輯代替，我們需要將社會需求置於利潤之上，家庭和社區的可持續性、本地的經濟發展要成為整體社會經濟發展項目的重要部分。

資本主義過度積累的經濟危機

世界資本主義目前正處於自20世紀20年代末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大蕭條跨越整個20世紀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戰后，從1945年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霸權主導下的全球資本主義才經歷了一段持續的增長和穩定期。

從1973年石油危機開始，全球資本主義開始進入又一輪的經濟停滯和危機。不久，危機的震中就擴展到了資本主義的邊緣地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的始於70年代末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引起“第三世界債務”的直接原因是發達的“第一世界”的主要私營金融機構非理性的借貸。尤其是歐洲的銀行因參與國際石油交易而賺的盆豐缽滿，將數十億美元借貸給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發展中國家。而這些錢大多都被用在了耗費巨大、對可持續發展毫無益處的形象工程上。到了70年代末，貧困的貸款國顯然無力償還。在這一背景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關鍵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改頭換面，獲得了新的授權。這兩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建立的機構旨在為受戰爭破壞的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重建和發展提供資金，而當時它們的新使命就是通過殘酷的、強制的“結構調整計劃”榨干第三世界國家，挽救資本主義金融業。

過去40多年來，資本主義經歷了幾次嚴重的地區性危機，包括1982年墨西哥債務危機、1990年日本股市危機，以及1997—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這些危機都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緩慢走向停滯的漫長過程中爆發的。這一長期趨勢會因投機泡沫而暫時放緩，然而泡沫最終會破滅。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和銀行業危機的性質發生了巨大改變。危機沒有被轉嫁到邊緣地帶，震中直接落在資本主義積累和佔據的傳統核心區域——美國，隨后是日本和歐洲。而此次危機擊中了壟斷資本主義行業的心臟——金融業。因此，其對全世界產生的沖擊可謂影響深遠。考慮到與大蕭條時期相比，全球化程度已大大提高，沖擊的力度也不同以往。盡管一些經濟體以較低速度保持了增長（比如中國），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進入經濟衰退，或是長期的經濟停滯。數千萬甚至上億的就業機會化為烏有，房產被收回，企業破產。短期或中期內全球資本主義能否復蘇？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了解這場危機的成因。馬克思曾對資本主義經濟繁榮與蕭條的循環作出科學分析。他指出，這種循環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特有問題。一些外在因素，如戰爭、自然災害或社會動亂等也會引起資本主義危機。然而，戰爭、自然災害或社會動亂更可能是資本主義內部危機所引發的結果，而非根本原因。

要了解當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還需要了解美國經濟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從1870—1970年的100年間，美國的生產力實現前所未有的提高，工人階級的實際工資大幅增長。這樣的經濟現實成為了“美國夢”、“消費主義”以及美國工人階級相對被動性的基礎。擁有一輛小車和一幢位於城郊的房子成為美國式生活的典范。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美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中的經濟主導地位，尤其是強大的生產力開始被日本、台灣和韓國等“亞洲四小龍”和一些歐洲經濟體所挑戰，美國的工廠（固定投資）盈利縮水。這造成了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因為美國的資本開始向有著更高生產力，尤其是更低勞動力成本的地方轉移。在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有6%的企業利潤來自海外，而在本世紀初這一比例上升至21%。

全球化帶來了“金融化”的失控，全球每天有價值數十萬億美元的資本被用作投機，而和生產性的投資相去甚遠。同時，美國運用其政治、軍事尤其是金融實力，通過增加貸款推高國內消費，盡管從上世紀70年代起國內實際工資水平隻降不升。隨著美國消費支撐起全球市場，出口導向型的亞洲制造業國家（特別是中國）和第三世界的石油生產國成為了生產的主要地區。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因此居高不下。

支撐美國國內消費的有各種“創新”金融工具，其中有“次級抵押貸款”，即向無購房能力的人提供的房貸。這種房貸初始是較低的優惠利率，設想隨著購房人職業生涯上升，分期還貸能力相應增加，在抵押還貸期間利率會不斷提高。房貸機構將這些“次級抵押貸款”和優質貸款混合后，再賣給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崩潰是2007—2008年危機的催化劑。這場危機造成美國四大銀行之一——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破產，多家銀行以及兩大房貸抵押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不得不靠暫時的“國有化”（花公眾的錢）來獲得救助。因次貸和各種有毒貸款被分切混合在一起，歐美各大金融機構並不清楚購買的是何種金融產品。銀行對相互拆借心存戒備，實體經濟中流動性消耗殆盡，直接影響生產和消費，這對中國等制造業大國構成沉重打擊。

面對系統性的經濟危機，全球化和壟斷化的金融業拿不出清晰的應對之策。它在拯救銀行和刺激資本主義增長之間抉擇兩難。一方面，它試圖通過公眾買單的救助方案來挽救金融機構，比如強制政府執行嚴厲的緊縮措施，甚至將民選政府攆下台（比如在希臘和意大利），讓支持預算縮減的金融業“技術官員”取而代之。另一方面，這些緊縮措施和救援方案抑制了市場需求，讓資本主義增長前景黯淡。緊縮措施在許多發達國家遇到選民的強烈抵制，撼動了中左和中右政黨輪流執政的局面。然而，單純反對緊縮措施，卻拿不出任何后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簡而言之，即社會主義道路），無法讓全球經濟走出目前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