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改革之后，部長、省長、市長們的權力會縮小嗎？”互聯網上，一位網友的發問引來眾多討論。

衡量“簡政放權”的實效，不能僅看“誰的權力在擴大、誰的權力在縮小”，還要看政府的職能角色是否轉變。

李克強總理在13日召開的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動員電視電話會議上指出，“新一輪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的大幕已經拉開。我們要進一步提高對這項工作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大幅減少對微觀事務的干預，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務，切實加強宏觀管理，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更加堅定的決心和意志，堅決打好這場攻堅戰。”

管理方式的轉變對各部門、各級政府是新的考驗和挑戰。“簡政放權”后政府如何更好地服務？各級政府和公務員群體怎樣順應這種轉變？新華網與多位專家展開了對話。

職能轉變，政府要守信、守憲、守限

新華網記者：《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實施〈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任務分工的通知》提出，要用３至５年時間完成各項任務，加快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李克強指出，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在經濟領域簡政放權的同時，我們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的職責必須加強。

那麼，什麼樣的政府才是讓人民滿意的政府呢？從民生視角看，這一輪機構改革與老百姓有哪些直接關聯？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最重要的是讓人民滿意，這也是我們改革的最終目標。服務型政府的本質是建設一個以民眾為中心的政府，而不是以政府自身為中心的政府。換句話說，“政府要圍繞民眾轉，而不能讓民眾圍著政府轉。”

另外，實行“大部制”治理結構，也絕不是部門越大越好，更不是政府機構設置越少越好，而是要相對集中，盡量減少政出多門、多頭管理。

就中國的實際狀況來看，政府部門設置要避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部門林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現象，但同樣不是機構越少越好、部門越大越好。從國際社會的經驗看，一個國家的政府規模與其承擔的公共事務職責相適應，並能夠實現公共治理的高效、民眾滿意，就是一個好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黨的十八大提出“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理念和內涵，是與國際社會公共治理基本價值取向相一致的。

東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顧大鬆：李克強在會議上指出，政府履行職能必須依靠法治。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法治經濟，轉變政府職能本身就是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

首先，政府要守信。市場經濟是一種信用經濟，政府失信是對市場經濟最大的傷害，政府守信就是按照已制定好的法律來進行管理和服務，這是避免政府失信的基本要求。其次，政府要守憲。市場經濟以統一的市場為基礎，國務院及各部門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帶頭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實際上是遵守以憲法為最高權威的統一法律體系，有利於維護市場經濟的統一市場基礎。再次，政府要守限。行政權力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內運行，既指政府活動有法律依據，又指政府活動受到法律的限制。市場經濟以市場機制為主導，政府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內運行，就要有自限意識，隨時克服干涉市場的沖動，發揮市場機制的主導作用，這是法治的內在要求，也可以說是對政府“有所不為”的要求。現代政府、服務型政府的建設目標，又要求政府在與社會的關系上“有所為”，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政府要包辦社會事務，而是把政府工作重點轉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

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陳光：從民生的角度看，這輪機構改革可以期待之處是：第一，減少行政審批，釋放改革紅利，激活市場主體，促進經濟增長，增強改善民生的基礎﹔第二，簡政放權，增強市場主體和社會主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減少其經營活動的社會成本，發展中小微企業和服務業，提供更多民眾就業機會﹔第三，加強市場監管，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在食品、環境、安全生產等方面提高民眾生活的滿意度﹔第四，創新公共服務提供方式，政府工作重點放在“基本公共服務”上，在非基本的公共服務領域，更多發揮市場和社會組織作用，使民眾可以更好得到優質公共服務，進而更好體現服務型政府的改革要求。

另一方面，也不能僅從政府一個角度來討論改革問題，沒有社會組織的成長，沒有市場體制的完善，不可能完成政府職能的轉變。放和管齊頭並進，才是政府機構的改革，更是創新社會管理的過程。

職能轉變不是“外科手術”，傳統意義上的政府職能將發生變化

新華網記者：“良好的政府不是一個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品。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沒有一個法治的政府，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不可能的。”這是世界銀行在《1997年度世界發展報告》中提出的一個觀點，此后經常被各國研究者引用。對於機構改革，不應是簡單關注究竟減了多少部門和人，政府職能轉變才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

政府在完成職能轉變過程中，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王暉：我們應注意到，政府管理是公共事業管理的主角，但還需要若干配角。在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眾的關系上，傳統意義上的政府職能將發生變化，政府應把更多職能以多種形式下放給那些非政府和非營利性組織承擔。這些組織不僅要提供公共服務，而且要承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職能。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孟川瑾：政府在職能轉變過程中應注意一個問題：職能轉變不是“外科手術”，不是把政府不需要的職能或權力直接下放。政府部門還需要考慮，職能和權力下放的同時，社會或者其他第三方組織是否有能力承接？

此外，政府部門所保留的職能也要改變過去那種以“政府部門為核心”的工作方式和機制，而要圍繞我們這次政府職能改革的核心“以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為核心”，建立新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機制。

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宋世明：政府職能轉變是一件大事。涉及面廣，難度大，需要協同各方努力，確保各項改革任務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我也關注這樣幾個問題：第一，加強監管與宏觀調控。取消與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后，如何切實加強監管與宏觀調控？第二，簡政放權的直接目的是滿足當前與較長一段時間的經濟與社會需求。簡政放權本身必然引起權力結構、利益結構的調整，預防與懲治腐敗的制度措施與對策措施若不及時跟上，集中的腐敗會演變為分散的腐敗。隨著事權、財權向地方政府的下放，地方政府的腐敗是否會激增？第三，過去法律層面規定的備案制大多演變為實踐中的審批制，本次發改委取消和下放25項投資審批項目至關重要。其中，有的改為備案制，如何防止備案制演變為實際的審批制？第四，有的部門職能“明放暗不放”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