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農村自發改革探索實踐，成為人民要求改革開放的強烈呼聲

改革開放是決定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抉擇，既是歷史的選擇，同時也是人民的選擇。“文革”十年內亂期間，不同階層人民群眾深受“極左”路線、政策之苦;“文革”結束后，廣大農村極為貧困，有2.5億人口尚未解決溫飽問題。因而，在要求糾正“文革”錯誤、全面撥亂反正中，來自社會底層的農民群眾的改革呼聲也就最為強烈。

1977年11月，受命於危難之際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裡，在歷時三個月、巡行1500多公裡的廣泛調研后，出台了“文革”后中國第一份關於農村政策的改革性文件。具體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搞好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加速生產發展;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減輕生產隊和社員負擔，搞好分配兌現;糧食分配要兼顧國家、集體和社員個人利益;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其收獲完成國家任務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上述內容，后來成為安徽省委“六條”。雖然，這份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文件，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觸動了一些所謂的“原則問題”，但建立在廣泛調研、勇於為民請命基礎上的改革文件，在當時無疑贏得了廣大農民群眾的衷心支持與擁護。在安徽省委“六條”中，允許和鼓勵農民經營自留地、搞家庭副業，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最受農民歡迎，因而也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后來，安徽農民能成功渡過1978年的百年不遇旱災，與安徽一直堅持農村改革是分不開的。

安徽農村改革在全國具有示范性效應，在安徽省委“六條”出台不久，隨后的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主要問題的規定》，亦即調動農民生產經營積極性的中共四川省委“十二條”。安徽、四川的農村改革，是突破“左”的農村政策的大膽嘗試，是“文革”后農村自發改革的偉大實踐。隨著1978年底，安徽小崗村18戶農民實行“包產到戶”、搞起“大包干”，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也正式拉開。

真理標准討論推動全黨思想解放，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思想理論先導

“文革”后的中國能夠實行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做出的歷史必然選擇。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戰略決策前，農村自發改革與全國真理標准討論可謂互相推動，農村自發改革率先突破“左”傾錯誤路線的藩籬;而真理標准討論，則解放了全黨的思想，不僅為支持、推進農村改革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而且還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戰略抉擇的思想理論先導。

思想解放往往對社會變革起到巨大促進作用，改革開放這一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重大抉擇，就是在真理標准問題討論中不斷推進的。1978年5月開始的全國范圍的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在這一重要歷史關口，鄧小平以非凡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為推動全黨的思想解放做出了杰出貢獻。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4月，便旗幟鮮明地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提出批評，這也開了全黨解放思想的先聲。隨著討論的深入進行，鄧小平始終站在討論的最前列，多次在公開場合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和談話，大力支持討論，倡導解放思想。

經過實事求是與“兩個凡是”的激烈思想交鋒與政治較量，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終於動搖了“文革”“左”傾錯誤路線，使曾經一度束縛人們的精神枷鎖被打破，使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以重新確立。這樣就不僅拉開了當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序幕，而且也為中國改革開放戰略決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論先導，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作者分別為中國醫科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副教授，中國醫科大學人文社科學院講師】

【注釋】

①②《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1頁，第272頁。

③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8年12月18日。

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00頁。

⑤楊勝群，陳晉主編：《歷史轉折：1977∼1978》，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