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歷史學家對隋煬帝的研究，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上世紀50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大部分人持不須爭論的態度，延續此前歷代朝野的惡評。而在為曹操翻案展開大討論的背景下，1959年，萬繩楠發出不同聲音，認為隋煬帝是有作為的君主，功大於過，但很快遭到反駁。此后，爭論沉寂了二十多年。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上半期，史學研究逐步走向正軌，海外的評論也從多渠道涌入。如美國學者芮沃壽、《劍橋隋唐史》作者杜希德、日本學者布目潮沨、台灣學者黃仁宇、香港學者楊永泉、大陸學者高敏等，都紛紛發表評論，認為不能以“末代昏君”論定隋煬帝，也不能以勝敗定功過。

九十年代后半期至今，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了討論，舉辦了多場專門的研討會，上百篇論文，十幾部專著，長篇歷史小說、影視文學作品迭出，異彩紛呈。有學者疾呼“願天下人還他個公道”，希望更多從正面、積極的角度重新評價隋煬帝。如果說八十年代以前的討論可以分為：功微罪重派、功過比較派、功大於過派，隨著時代的變遷，回歸學術的本義，對歷史人物認識的深化，以及對隋唐歷史的深入探討，學界對隋煬帝的評價，脫離了非此即彼、功過分成、暴君明君之爭的固定模式，更加理性、更加客觀和科學，涉及的領域也更廣泛。諸如隋煬帝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功績，隋煬帝的民族政策與周邊民族關系、文化策略等，隋煬帝的官制改革，巡游的目的，三征高麗的背景，三下江都的原因，當時中日關系的發展，隋朝滅亡原因與隋煬帝的關系，隋煬帝的才能、性格特點與缺陷等問題都得到了更深入的討論。

隋煬帝創造了豐功偉績，也因暴虐、奢侈、荒淫及個人性格缺陷給廣大民眾帶來深重苦難，並導致盛極一時的隋朝眾叛親離、迅速崩潰，他以一句“我實負百姓”為自己做了總結。身后可謂：墓草無人隨意綠，空梁何處落燕泥，成為一個悲劇性的歷史人物。這種巨大的反差，不僅今人糾結，也同樣困擾著古人。正如晚唐詩人皮日休《汴河懷古》詩所雲：“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裡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如何客觀、立體、多元地評價包括隋煬帝在內的歷史人物，這首詩或許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