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湘溶素描

郭紅鬆繪

前些時候，我們學校成立了生態文明研究院。有人說大喜事，怎麼連個鞭炮都沒放。2008年，校慶70周年，有校友願意出資幾十萬元搞焰火晚會，我沒同意，建議將錢捐給貧困學生。遇喜事放鞭炮是傳統，現在，我們認識到放鞭炮不僅有安全隱患，更會帶來環境污染。知道不好，為何不改進？

理論應為這類問題作答！20多年來，我一直在探索。今天，我欣慰自己的研究，能夠為“美麗中國夢”提供理論支撐，這是學者價值的體現。

人與環境的關系，怎麼處理？

上世紀80年代，我研究生畢業回到湖南師范大學任教。正值著名倫理學家唐凱麟舉旗組建倫理學學科隊伍，他邀我加盟，並十分信任地將生態倫理學這個新的學術領域交給我。

生態保護應該是科技、法制與倫理三管齊下，缺一不可。為什麼要保護生態，需要在倫理學上提供依據。

當時圖書館這方面資料少，研究起步艱難。在收集資料過程中，回想起兩件小事。一次，我遇到來中國旅游的日本學生團，我問對中國印象如何？他們告訴我：“中國好大好大！杭州西湖好美好美！環境好臟好臟！”短短三句話，讓我久久不能平靜。先富起來的同時，環境也開始臟起來，為什麼會這樣？而我在珞珈山下的武漢大學求學期間，校方為改善學生住宿條件，提出在一個山頭上新建宿舍。有學生提出寧可住得差一點，也不希望砍掉一棵樹！砍樹凸顯人與環境的相處問題，怎麼處理？理論上最佳的答案是什麼？這麼一聯想，我立馬興奮起來，迷上了生態倫理學這個選題。

1990年，我以“生態倫理學”為題，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申報時，我沒把握。申報目錄中沒有這一項﹔之前沒有這種課題申報成功過﹔我自己原來的研究方向與研究成果，都跟課題申報沒有關聯。沒想到這次竟然申報成功。這說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眼光也是超前的。有幸成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第一個生態倫理學課題的承擔者，我備受鼓舞。《生態倫理學》書稿完成后，我找到出版社聯系出版。編輯問：這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我答：是關於人與自然道德關系的學問。編輯不解。

書稿因此較長時間處於“待審”狀態。這件事沒有打擊到我，相反，覺得生態倫理的研究勢在必行。在人與自然的道德關系上，我們的選擇需要提升。我們常以功利眼光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其實，非功利往往才是最大的功利。

最終，書稿出版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開拓者羅國杰先生認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是在極為嚴峻的生態環境下進行的，保護生態，加強人與自然關系中的道德建設，十分重要。《生態倫理學》的出版提出了一個生態倫理學的體系框架，是我國生態倫理學研究的可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