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進一步推進中國人口城鎮化發展步伐

按照李克強總理的理解，城鎮化是內需最大的潛力所在。我國目前仍處在城鎮快速推進時期。2002年，中國城鎮化水平隻有39.1%，而到了2012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則達到了52.6%。十年間，城鎮化水平提升了13.5個百分點，年均達到了1.35百分點，是改革開放３５年間城鎮化水平增長最快的時期。每年有1000多萬中國農村居民轉變為城市居民。特別是近年來，由於城鎮化總體規模的提升，由農村居民轉變為城市居民的絕對數，每年已經超過1500萬以上，這幾乎是歐洲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人口。中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既對經濟持續增長起了重要保障作用，同時也對改變人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產生重要影響，成為中國一百多年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發展最為迅速、高歌猛進的時代。

人口城鎮化蘊藏著巨大的需求潛力，成為擴大內需的重要平台。初步估計：每增加一個市民，需新增綜合投資至少10萬元﹔人口城市化每提高1個百分點，需新增1400萬人左右，年綜合投資大概在1.4萬億元以上。這無疑是推進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

我國以人口城鎮化為主要依托的需求潛力釋放，是未來10年可持續發展的一大優勢。一般認為,人口城鎮化水平達到65%至70%,就大體完成了人口城鎮化發展, 進入了城鎮化相對緩慢發展階段。2012年，中國城鎮化水平為52.6%，要達到65%的人口城市化水平,至少還有10年以上的增長時間。

推進人口城市化的發展,意味著大量的中國農村居民轉變為市民，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和集聚, 為中等收入者的逐步增多創造了條件。從實際情況看，我國人口城市化水平是比較低的。2012年中國人口城市化水平為52.6%，其中包括了1.6億在外鄉務工的農民工，若按戶籍計算隻有36%左右。這個比重明顯低於世界銀行統計的中等收入國家平均48.5%的水平。這也表明：一方面我國人口城鎮化的轉型大有空間，大有可為﹔另一方面我國人口城鎮化的差距尚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要加快中國人口城市化發展，一項重要任務是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而這其中的重要阻礙就是戶籍制度。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國的“偽城鎮化”或“不完全城鎮化”，雖然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城市，但卻無法享有與城裡人同等的公共服務。現行戶籍制度最受非議的，乃是它造成了越來越明顯、越來越難以跨越的城鄉福利差異，並阻礙著人們的自由遷徙。它在本質上是帶有歧視性的。

要對現行的戶籍制度進行改革，就是要取消其依賴於戶籍制度的各種歧視。這些歧視有些是體制原因，有些是發展階段的原因。就是應逐步創造農民工可轉化為穩定的城市產業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環境。充分考慮農民工戶口遷入城市條件的設定，在住房、就學、社會保障、社會管理等方面推進與戶籍制度改革相關的配套改革。例如，對現有土地制度進行改革，將政府土地收益的相當大的一部分用於解決進城農民工的住房保障問題，對在城裡有連續五年以上工作記錄的農民工，為其提供住房保障，納入城市低保范圍，給予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把農民工納入所在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納入城市失業和就業統計范圍，通過建立統一的平等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保障農民工實現就業。此外，還應努力構建反映農民工利益訴求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協調機制。例如，各級工會組織應當把保障農民工的基本權益放在重要地位，真正能夠反映農民工的利益訴求和各種合法權益，使其真正成為農民心中認可的屬於的自己的組織。

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或城鎮化。對現行的戶籍制度進行改革，為農民工進行提供愈益增多的公共服務，逐步縮小依賴於戶籍制度的各種歧視，逐步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這對推進中國人口的城鎮化，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乃至推進中國整體現代化水平和整個中國整體進步無疑會產生重要影響。

四.為非公經濟健康成長提供公平競爭環境

對非公經濟的作用，雖然對其作用的認識不斷深化，但至今並沒有到位。黨的18大報告提出,“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証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18大報告有關引導非公經濟發展的關鍵詞是“平等”、“公平”、“同等”。問題是,如何使18大報告精神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很好落實。現實生活中，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已經佔領了經濟生活的制高點，控制了經濟生活中命脈，非公經濟向上的通道幾乎被堵死，即使“毫不動搖”，也很難有重大突破。

近年來，國務院出台了多部鼓勵非公經濟即民有經濟發展的政策，但實際效果並不盡人意。2005年國務院出台了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經濟的36條，即《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2010年又出台了鼓勵和引導民營資本投資的36條。2012年7月又出台了新36條設施細則。如果說，2005年搞非公經濟36條可以看作是一個重大進步的話，那到了2010年，再搞另一個36條的時候，說明2005年出台的36條,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得到很好落實。此外，2010年新36條的一些規定，本身仍含有對非公經濟的歧視。沒有體現平等對待。例如,電信領域，規定民營經濟隻能參股，石油領域不能搞獨資，等等。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公經濟即民營經濟本身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條件。將非公經濟單獨列出來,要推動其進一步發展，本身就說明非公經濟的發展受到多方面的束縛。一個健康有序的市場經濟，或好的市場經濟，對不同的所有者,就是兩方面內容,一是平等對待不同的所有者,平等對待不同的投資主體, 無論在法律層面，還是在政策層面，無論是在財稅金融政策，還是在准入政策上，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都一視同仁，鼓勵相互競爭，共同發展。二是明確規定國有企業可以並應當干什麼。作為承擔特殊職能和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手段的國有企業，本不應成為市場經濟的基礎和主體，隻能是市場經濟必要的補充。

在現實生活中，非公經濟的發展還受到各種“玻璃門”和“彈簧門”的阻撓。36條、新36條以及新36條實施細則，雖然包含有一定的歧視，但其鼓勵非公經濟的發展的主基調十分清晰。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很好落實，究其原因分析，如果各級政府，仍把國有企業當作自己的長子，把主要精力和注意力都用在放在扶持公有制經濟發展上，必然會削弱對非公經濟的發展。此外, 非公經濟的發展還飽受意識形態的歧視。重慶的“唱紅打黑”的歷程說明，一些非公企業因莫須有罪名被納入“打黑”的名單，大體反映了中國舊有的意識形態對待非公企業的態度。而這種革命黨人的舊有的意識形態，由於沒有得到很好清理，它不僅存在於重慶，在中國社會仍有廣泛的基礎。

黨的18大之后，中國經濟要保持持續增長的活力，一個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進一步放手發展非公經濟，讓非公經濟巨大發展潛力得釋放。若能如此，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后勁是完全有希望和可能的。但這必須對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有一個明確定位，即彌補市場失靈和提升國家和民族競爭力的手段。按照這一定位，國有企業就必須從一般競爭領域中退出，壟斷行業逐步向非公經濟開放。道理很簡單，如果中小企業，特別是其中的非公經濟，如果他們他們能夠更有效率地生產和經營，而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無償佔有的資源或象征性的有償佔有，但其效率很低，那就應當通過市場，通過有償交易讓這些資源釋放出更多效率。這樣財富才能更充裕，市場的潛力和效率才能更充分發揮。

五.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實際仍是屬於打破壟斷,創造平等市場競爭環境的內容,為推動內需鋪路。

金融系統中國有壟斷銀行或大銀行，過多地依賴行政管理，禁止商業銀行展開吸存競爭，同時利用存貸差的政策來確保國有銀行的利潤，利差達到2.5%∼3%。由於存款的利率是行政控制的，貸款利率是放開的。2011年銀行利潤總額達1萬多億元，比前年增長36%以上。銀行的巨額利潤是在實體經濟困難重重和老百姓長期承受負利率的背景下取得的。實際是極大影響了中國實體經濟，特別是非公經濟的健康發展。這就需要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因為利率市場化后，會提升銀行之間的競爭程度，存款利率會提高，貸款利率則會下降，這就觸動了大銀行的核心利益， 使得他們通過巨大的存貨差獲取高額利潤成為不可能。作為共和國長子的大型國企佔著產業鏈高端和政策優勢，成為貸款優先支持的對象，而廣大非公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卻求貸無門，任憑銀行不斷附加貸款條件，有的不得不接受高利貸。因而推進利率市場化，將會極大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推進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程度。但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將會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國有大銀行強烈反對。如果不能夠排除阻礙，這項改革的推進是難以實現的。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