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通紀》部分一、二審清稿

3 平均每天寫400來字

撰寫《通紀》第六卷，夏春濤用了整整8年。2012年夏天，當他得知書稿通過了二審時，曾對身旁的朋友感慨：“耗盡心血，終於把它寫出來了！自己身體沒垮掉，還能活蹦亂跳的坐在這裡，真讓我感到萬幸。”

當初接受《清史·通紀》項目時，夏春濤已調離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從事當代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他慨嘆，同時從事兩個領域研究，寫清史又不能耽誤本職工作，隻能見縫插針擠時間。即便集中時間寫，一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平均每天也就寫400來字。問及個中原因，夏春濤頗有些噓唏：這段歷史怎麼寫，怎樣做到詳略得當，處理好並不容易。

第一個難點是太平天國的“主體性”處理問題。“考慮到作為一個與清政府對峙這麼長時間的政權，修史應該給予應有的尊重﹔但如果太突出太平天國，又會沖淡清史的主題。因此，怎樣處理太平天國的主體性，很費斟酌。最后，還是以清王朝的興衰史為敘述主線，把太平天國等大的政治事件放在清史的框架內來寫。”

其次是需要研讀的資料多。夏春濤說，“太平天國最主要的一千多萬字史料，我早已讀過不止一遍，清史的其他檔案資料我也看過不少。但撰寫《通紀》，我又重新研讀資料，包括《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資料》26冊，1400萬字﹔《清文宗實錄》即咸豐皇帝的實錄，356卷，還有前面的道光實錄、后面的同治實錄，都得看﹔《曾國藩全集》30多冊1500萬字，也是必看的。”

第三個難點不僅在於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多，難免見仁見智，還在於“一方面太平天國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同時重復性研究多，仍有不少薄弱環節，包括一些史實至今還未搞明白。”比如，清王朝和太平天國交戰那麼多年，各場重要戰事的雙方兵力多寡和部署、傷亡情況、進軍路線等，以往眾說不一，夏春濤隻好去查檔案資料，“而且不能是清方怎麼說我就怎麼說，還得參閱各種檔案和官私史書加以考訂。”

“頭緒多而篇幅有限”，是又一個難點。擺在夏春濤面前的是當時給清政府帶來危機的太平天國、捻軍、天地會武裝、英法入侵等發生在同一個大的時間段、互有關聯又獨立成事的一個個“頭緒”，以及與之相關的眾多人物，還有清政府是如何對待、處理危機的。所有這些內容，他隻能寫35萬字左右。他說，“羅爾綱先生寫的《太平天國史綱》，近150萬字﹔茅家琦先生編的《太平天國通史》，100多萬字。”“光一個太平軍北伐，張守常老師就寫了30多萬字，但在我這一卷裡，隻能寫1萬字。1萬字要把太平軍北伐的脈絡線索過程講清楚，還得寫出歷史的深度和厚度，還要有可讀性。這對全卷重點的把握、內容的取舍，都帶來很大困難。”

4 爭議問題用腳注的方法交待

2012年9月，《清史·通紀》第六卷的“二審清稿”終於裝訂成了一本大16開、508頁、每頁上仍留著1/3空白的厚書。與以往史書不同的是，《通紀》的體裁採用了章節體，不再是紀傳體。而且幾乎每一頁都有腳注，不僅標明引文、史實的出處，還將不同學術觀點及史料記載上的歧異，一一作了介紹。

有清一代長達300年，清史研究不僅存在著不少眾說紛紜的“疑案”，對其中許多史事、人物的評價，學術上的爭議也一直存在。夏春濤說，編委會規定，對於“到目前為止學術界仍然難以取得共識”的問題，在沒有新材料的情況下，統一採取一種傾向性的說法，但需說明採擇一說的依據和理由，同時將其他不同觀點以腳注的方式簡要介紹。對於一件事情有多種記載，或者學術界存有爭議而尚無定論的，新發現的資料或研究成果足以推翻“舊說”的，都需要用精練、准確的腳注標清楚。包括未能考訂清楚仍存疑的，也應在注釋中交待。

但也不是大小事都去考異。編委會明確，有的疑案已被史家多方考証，迄今無果，就不要再去考証。如孝庄文皇后是否下嫁多爾袞，說法甚多，迄今尚無史料加以証明，可作存疑。順治帝遺詔、雍正奪嫡，說法很多，沒有史料可以証明，就都採用《清實錄》的記載。

夏春濤在第六卷中腳注了許多“今之學者見解不一”的問題。如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的日期，夏春濤認為起義不是在某一天發生的事，但不妨礙採用某一天（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作為紀念日，他同時注明了羅爾綱等學者研究得出的不同時間。又如太平天國時期人口的損失數，他寫道：“由於……現已無法精確統計”，“隻能根據方志等零星片段記載推算出一個相對接近的數據。”但在腳注中，他列舉了研究者“得出的多個數據及各自的依據，以及當今一些學者對推算當時人口的見解”。國內學者對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及是否“乞降”、捻軍“分軍”地點的不同看法，1949年后史學界高度贊頌太平天國的緣由等，腳注中都有簡要全面的介紹。

夏春濤坦言，自己用心盡力寫了，但錯訛不當之處仍在所難免，書稿雖通過了二審，自己並沒有如釋重負之感。

5 后期整合任務還很艱巨

記者獲悉，目前，《通紀》的書稿已有四卷完成二審，五卷處於一審和二審之中。盡管《通紀》的撰寫一直是在編委會的主持尤其是戴逸先生的具體指導下進行，但整部書稿畢竟成於多位主持人之手，雖經多次打磨，仍有部分內容尚須加工。

最后的整合工作也很艱巨。不僅各卷的文字風格差異要盡可能統一，其內容與《典志》、《傳記》、《史表》、《圖錄》也必須協調。

如閉關政策，《通紀》裡要講，《典志》的對外貿易志、商業志裡也得講﹔對外關系、民族關系、發展經濟等諸多問題，《典志》裡都有對應的“邦交志”、“民族志”，以及“農業”“手工業”、“商業”、“近代實業交通”乃至“漕運、鹽政、錢法”志等等。又如人物，《傳記》中每位皇帝朝收入100余人，另外還收入入關前及學術、藝術、工商、宗教、農民領袖、革命黨人、遺民、外籍人士等共1680人，總計超過3000人。其中凡《通紀》提到的，其歷史定位、事跡、評介，乃至字、號、籍貫、生卒年、家世等，都不能出現二者不一致的情況。

今年已87歲高齡的戴逸先生多次表示“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通紀》的正式出版”。但對於這位德高望重的學術大家及所有參與清史工程的學者來說，《清史》的質量高於一切，編委會不會因為著急完工而放棄精心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