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國領袖，習近平主要會根據中國面臨的國內外狀況和制度環境進行政策選擇，而不會以個人的經歷、好惡來選擇政策

習近平成為中國主要領導人以來，就法治問題多次發表講話。結合習近平的講話，可以明晰，本屆政府把依法治國作為基本方略，這一方略同前幾任政府的政策有一定關系，這涉及法治的必要性”﹑“法治的繼承性”以及“法治的挑戰性”。

依法治國之國策的必要性

依法治國成為國家的基本方略，這首先是因為當前中國所處的形勢。習近平指出，“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幾乎在同時，習近平又指出，“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一方面講“中國夢”，另一方面又講“亡黨亡國”，這種強烈的話語反差在中國領導人講話中是少見的，但它確實是中國當前形勢的真實寫照。

這些年來，中國不僅在經濟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科學﹑文化﹑藝術等方面也是碩果累累，“中國夢”已不是幻想。另一方面，中國官員的腐敗、社會貧富不均也已到了十分嚴峻的地步。此外，人們的價值觀愈益多元，這同改革開放初期萬眾一心的狀況形成鮮明的對照。

而要實現“中國夢”，剪除腐敗，調整貧富不均，依法治國是良策。習近平講，“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各級黨組織必須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保証經濟的繼續發展，國際經濟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中國現在大約50%的國內生產總值同國際經濟合作有關(2007年曾經達到過大約70%)。法治是國際經濟合作的重要保障，因而也是實現“中國夢”的基本保障。

法治在解決社會問題的同時，對社會的穩定也起著一定的作用，比起其他方式，如搞運動和行政手段，依法治國引起的社會震動要小，人們從理念上對法治比較容易形成共識。這方面，中國近現代史上有過成功的例子。比如，清末以意識形態大討論和冒進為特征的“百日維新”失敗了，但沈家本腳踏實地的十年修憲是成功的。美國建國初期，移民都是從不同國家來的，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統一人們的思想，隻有靠法律﹑制度這些看起來是中性的東西。法律和制度當然不是萬能的，卻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