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國夢的唯一選擇就是中國道路

客觀地看，以“三權分立”和市場調節等為特征的資本主義道路，也是建立在資產階級革命成果基礎之上，相對於封建社會是進步的，因而屬於人類文明的結晶。同時，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也借鑒了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古典自由主義把政府視作“守夜人”、“敲鐘人”，完全靠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后來發現這隻手並不是包治百病。比如19世紀下半葉，控制了美國經濟命脈的經濟巨頭為了鞏固其壟斷地位，無視員工的利益，奉行所謂“隻要我能發財，讓公眾利益見鬼去吧”的經營哲學，導致社會矛盾激化，這就有了美國的“扒糞運動”，再后來有了“羅斯福新政”，也就是政府干預的自由主義，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產生。

一句話，西方一直在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並且也是借鑒了社會主義的優秀成果，如其產生的一個個反壟斷法去遏制資本的逐利，否則西方也就不會把馬克思主義尊為偉大的思想家。這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在於，“鞋子合不合腳穿著才知道”。每一個國家都必須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因為最好的未必是適應自己的，隻有適應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其實，中國道路的選擇也是多因素決定的。

一是中國道路是由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決定的。這條道路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

從19世紀40年代英國人挑起鴉片戰爭開始，中國被迫卷入由西方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帶來的全球化進程。但是，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很快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中國不得不結合自身國情另辟蹊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贏得了國家獨立發展的國際主體資格。2010年，中國的工業生產總量超過百年老店美國，位居第一，這是自1897年以來由美國佔據的位置﹔2012年中國的貿易總額超過美國，全球第一。這樣的輝煌成就是怎麼獲得的？是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取得的。

二是中國道路是由較強抵抗風險制度基因決定的。以這10年為例，中國的經濟發展之路並不平坦，如SARS疫情大面積肆虐、南方雨雪冰凍災害、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樹地震、甘肅舟曲特大泥石流災害，還有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歐洲債務危機持續蔓延，等等。但依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中國在世界上第一個走出國際金融危機，人均GDP步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中國不僅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養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而且創造了人民生活從貧困到溫飽再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

再從世界角度看，國際金融危機已經長達5年，態勢仍在延續，歐美日三大經濟體仍處在各種經濟危機之中。如歐盟的經濟增長率幾乎零增長或負增長，正在經歷第一個“失去十年”﹔美國拖而不決的財政懸崖又轉化為聯邦政府開支自動削減，連美國白宮都認為這是“直接扼殺經濟增長和就業”﹔日本患上典型的“日本病”，正在經歷第三個“失去十年”。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制度危機，更是道路危機。

三是中國道路是由中華文化傳統決定的。中國道路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什麼樣的文化造就什麼樣的人，進而產生適應文化性格的制度及其前進道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取得勝利，就是因為與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且難以改變，這便決定了無法套用其他文化基礎上產生的制度。舉例來看，西方文明有三個源頭：古希臘文明、基督教文化和羅馬法。所以西方的法治有深厚的傳統，於是形成民眾普遍的法治觀念和契約意識。我們就不同了，奠基於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中國社會，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而強調德治，這就使中國與西方走了兩條不同的道路。這樣的文化及其民族性格不容易改變，堅持復制必將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結果。

四是中國道路是由世界上優秀的賢能政治決定的。一個國家的政治能否凝聚人心，能否有決斷力和執行力，很重要一點就在於能否把真正優秀的人選到重要崗位。一種體制，如果最終不能把最優秀的人才推舉到最關鍵的位置，如果讓黨派利益捆住領導人手腳而無法有所作為，這種體制顯然出了問題。經過長期探索，中國形成了富有成效的選人用人機制，努力做到選賢任能，使德才兼備者脫穎而出，走上領導崗位。這正在成為全球范圍內的普遍共識。不僅如此，被選拔上來的“好苗子”，還必須經過時間的考驗和實踐的錘煉。加拿大籍學者貝淡寧說，中國式賢能政治的優勢非常明顯。雅虎網站財經頻道總編輯亞倫·塔斯克寫道：中國領導層的平穩過渡及其調整經濟的努力與華盛頓持續的功能紊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相當一部分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專家學者看來，中國共產黨內部的選賢任能擇優機制的競爭性，可能超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組織。“中國特色選舉制度”的成功不只是挑戰了西方傳統政治理念，更豐富了人類社會選舉政治的理論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