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機”也是轉機

權力與信任的關系目前學術界研究的很少。有人認為，橫向上可以有信任與合作，縱向上隻有權力與服從。但在很多情況下並非這麼絕對。

在傳統中國，誠而有信——誠信，是一種道德要求。傳統儒家倡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究通過道德的力量為主的“王道”——文化領導權，來進行社會治理，相信“教化”所帶來的個人道德倫理自律能使社會穩定。但儒家對社會的分析使人相信，即便講究“德治”也需要有法律。帝制中國雖然通過灌輸儒家倫理綱常來強調對民眾的教化，但主要的還是強調對精英的培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卻是可以“化之”。於是，精英教化成了社會流動的必需條件。傳統中國是身份社會，“禮”是劃分庶民與精英的分水嶺。

毋須諱言，許多人憂慮當今社會存在著嚴重的信任缺失，人們每天都在質疑——從吃的、用的、玩的，到決策者與治理者。這種對一切不信任的現狀無疑與社會轉型有莫大關系。

信任缺失的社會現狀使得不少人有了些懷舊的情緒。然而，歷史經驗証明，在集權的社會裡，表面上的相互信任和社會的井然有序都是欺騙性的，且不說集權政治所帶來的社會災難。同樣，在政治高壓的時代裡，真正意義上的信任除了家人和極小圈子的朋友之外，是不存在的。

今天的中國政治非往日可比，國家不再像過去那樣強勢和無所不在，公民社會也初見端倪，盡管人們的公民身份還不完整。然而，當下所存在著一些涉及到信任的社會問題和國家政治生活當中的一些事情，使我們不得不問，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過去的權力結構所留下的一些東西還在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這個問題恐非有專門研究才能回答。

很多人都有在車站或者其他一些公共場所遇到票販子和制作假証件者的經驗，而且這些人還明目張膽地將自己的手機號碼四處張貼涂寫，這具有十足的諷刺意味。這種情形是供需關系所決定的。試想，如果沒有這方面的需求，怎麼會有人以此謀生？假票証市場的存在說明了制度上的缺陷，而這一缺陷反映的則是信任的問題。

以教育部有關留學回國求職者的認証流程為例，你除了提供學位証書之外，還得提供畢業學校有效性的認証——即使你來自人所共知的世界著名大學，也被要求為你的母校提供其合法存在的公証証書。在這些繁瑣要求的背后，其實是“有罪”推定——每一人都是不誠實的。在信息社會裡，審核一個人身份背景的可靠性有這麼難？

對此，無非兩種清形可能發生。第一，正派的申請人會有被羞辱的感覺，盡管他們會按部就班地走程序﹔第二，給欺世盜名者提供方便之門。任何証件和認証其實都無法提供絕對保証，因為一切都可以造假。這就是為什麼假票証有市場。所以，通過這樣的方法杜絕風險是愚蠢的。一個法制缺失的社會，潛規則必然盛行，從而無法保証所有的造假者都能受到必要的法律懲處。這就是中國社會無法杜絕各類造假的重要原因。

涉及誠信或者信任問題的，還有很多，如各類“訛人”事件、食品安全問題、打假球、賣假藥、過度醫療、學術造假等等，中國現在處於“信任危機”之中絕非危言聳聽。但是，危機也意味著轉機，意味著置於死地而后生。如何抓住這一轉機是決策者和民眾共同的任務。信任不是個道德問題，但唯有有道德者，方能獲得信任。隻有法律，才能對各種造假和不誠信行為有威懾作用。唯有此，信任才能起到所謂的社會潤滑劑的作用，社會才能重建信任。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所教授、所長 范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