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總是磨礪自己，小人總是算計別人。

●極端的道德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對好人極端地好﹔二是對壞人極端地壞。孔子不贊成用極端方式履行道德

●一旦把道德絕對化，就會用絕對化的手段去懲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絕對化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猶如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懲罰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

孔子是怎樣一個人？在鮑鵬山新著《孔子傳》的后記中，提及他寫作的一個出發點，就是感慨近百年來對孔子思想出於無知的誤解乃至出於惡意的曲解。“天下滔滔皆是也”，而“誤解會導致誤導，誤導會導致誤會，對思想的誤會會導致行為的失誤”，這本《孔子傳》試圖告訴人們的，第一，是真相問題——孔子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第二，是比揭示真相更重要的——價值問題、判斷是非問題：對百年來“被誤解的孔子”予以澄清。唯如此，才能判斷孔子對當代中國的價值和意義。

20世紀以來，孔子曾經遭遇過兩場大批判：第一次，是近百年前“新文化運動”中的“打倒孔家店”﹔第二次，是上世紀70年代初的“批林批孔”。兩場運動，孔子都成了否定與聲討的對象。直至今天，對孔子的批與評，余波未平，普遍存在於知識階層與普通民眾中。而思路往往如此：為什麼在一個新世界面前，我們文化落后﹔為什麼文化落后？因為西方文化基因裡比我們多民主、科學、自由。我們為什麼沒有民主、自由、科學？因為有孔子。所以需要質疑孔子。

事實上，人們批判的很多東西，如“吃人的禮教”、“奴隸道德”、“三綱五常”等並非孔子思想，甚至是孔子非常警惕和嚴厲抵制的。20世紀初“五四”先賢們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實際上只是把孔子當成一個“文化箭垛”，是出於傳播學的需要：這樣的口號生動、形象，直接付諸人們的感覺，讓普通人也能一下子就明白知識階層思想解放的指向。所以，孔子實際上是為那些文化史上的黑暗部分背了罪名而已。

就當下社會十分關注的“道德”問題而論，即存在對孔子這樣的誤解：由於中國人的基本價值觀和道德信念都指向孔子，所以一般人都認為孔子是一個苛刻的“唯道德主義者”，是一個讓人面對他，不勝道德顫栗的人。

看《論語·泰伯》中孔子的話：“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即，對不仁的人，恨得太過分，也是禍亂。

有個故事：孔子學生公伯寮，在魯國政改“墮三都”的關鍵時刻，在執政貴族季氏那裡說師兄子路的壞話，導致子路丟了季氏家臣的職務，對“墮三都”的失敗以及孔子出走魯國，都負有相當的責任。魯國大夫子服景伯表示可以殺了他，但孔子拒絕了：“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我的道能不能行得通，命啊，他公伯寮能怎麼樣呢？

孔子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他對道德義憤保持有一份警惕。對不道德的人和事，有道德義憤，是一般人容易作出的價值判斷﹔而對道德義憤保持警惕，則是聖人才有的價值判斷：一旦把道德絕對化，就會用絕對化的手段去懲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絕對化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猶如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懲罰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對不仁者的極端仇恨和不擇手段的報復，反而會把道德拖下水，讓人變得更加麻木不仁。

極端的道德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要好人極端地好﹔二是對壞人極端地壞。孔子為什麼不贊成用極端方式履行道德？反對用極端手段來實現正義維護道德？因為一切極端手段必隱含著對另一種價值的破壞，其破壞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價值。人類的恐怖主義，就是極端道德主義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