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社會公共外交的“橋梁紐帶”。

在很多場合下，“第一夫人”也並非完全依附最高領導人，而是獨立承擔起公共外交的角色。比如代表第一領導人單獨出訪，出席一些重大的國際文化活動的開幕式和盛會典禮，以及致力於推動社會關注的一些全球性問題，呼吁全社會關注一些弱勢群體、邊緣群體和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失敗的群體，倡導慈善、環保和人道主義關愛等議題。

“第一夫人”可以作為第一領導人代表出訪他國，傳達第一領導人的外交理念與政策。這樣的好處在於：一方面，如果兩國關系緊張、第一領導人在場可能導致僵持局面，那麼“第一夫人”作為代表單獨出訪可以避免或緩和這種緊張氣氛﹔另一方面，“第一夫人”可通過她們的親眼觀察與親身經歷，為其丈夫提供可靠的第一手的信息。最著名的例子是卡特夫人1977年出訪拉美七國。當然她並非只是一個人，而是由國家安全顧問、副國務卿以及各國的美國大使陪同。她的使命是向拉美七國領導人解釋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但不進行任何承諾，也不討論具體的事務。事后《芝加哥陽光時報》評論道：“第一夫人羅絲琳豸卡特讓美國感到驕傲。在不斷發展的美拉關系中，她之前出訪拉丁美洲所建立的友誼是十分寶貴的。”

同時，作為文化使節，表達文化共鳴。小布什夫人曾說：“加深我們友誼的最好方式之一是更好地理解我們各自的文化。”“第一夫人”常常需要參加一些與被訪國文化相關的儀式或活動，而幾乎所有的被訪國都會為到訪的“第一夫人”提供一門“歷史課”。例如，奧巴馬夫人到墨西哥單獨出訪時，其中一個活動是參觀墨西哥國家人類學博物館，以讓她“更好地了解墨西哥的歷史與其豐富的文化”。再如，福特夫人曾在訪問我國時，在一群練芭蕾舞的學生面前乘興起舞，這一謙虛的破冰之舉“被譽為比外交官們的談話意義更加深刻”。

此外，作為人道主義使節，表示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與對弱勢群體的關懷。“第一夫人”往往將世界的注意力轉移到人道主義問題上，包括婦女的權利、教育、消除貧困和疾病等，通過人道主義的關懷團結弱勢群體。克林頓夫人到巴基斯坦的訪問被稱為“展現出一個國際母親的形象，她輕撫嬰兒的面頰，慰問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