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實踐上，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爭斗，可能還將繼續，定論誰贏誰輸還為時尚早。有意思的是，作為學術“風向標”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在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和政府決策搖擺的選擇中“見風使舵”。由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始於1968年，早逝的凱恩斯自然無緣﹔哈耶克則在1974年獲得此獎。在1970∼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想張揚的時候，弗裡德曼、羅伯特·盧卡斯、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也紛紛獲獎。但其后，繼承了凱恩斯遺產的“新凱恩斯主義者”斯蒂格利茨、彼得·戴蒙德等也紛紛獲獎。2012年，新自由主義思潮“逆襲”成功，埃爾文·羅斯和伊德·沙普利又拿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其實，凱恩斯和哈耶克的論証，在分歧面前，也有同樣的追求。他們研究的對象是一樣的，都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之上研究商業繁榮和蕭條的周期問題，都試圖建立一種真實和貨幣現象相互融合的理論框架，以解釋經濟特別是經濟周期的動態性，他們的經濟理論同源於魏克賽爾的貨幣均衡論和“自然利率”說，他們在堅持自由、民主、法治的市場經濟社會這一基本理念上也是出奇地一致。他們各自的理論結論和政策主張，如果單從邏輯推理，都可以解釋經濟衰退的原因，都可以作為解決之道的思想。歷史實踐給出的選擇，實際上解釋了他們分歧的根本原因，他們都是經濟理論家，都有各自的模型，分歧的關鍵點屬於經驗問題。

不得不說的是，雖然哈耶克與凱恩斯之爭意氣風發，又有相互揶揄的成分，但他們彼此在分歧中的相互肯定，超越學術的私人友誼更值得稱道。雖然哈耶克對信貸的看法與凱恩斯不同，但他評價凱恩斯的《貨幣論》“對不同形式的貨幣進行了出色的描述和分類”﹔凱恩斯則對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這部偉大著作“感動不已”。凱恩斯不僅為初到倫敦的哈耶克提供住處，即使在辯論的信件中也暢說著友誼﹔而哈耶克曾說：“雖然我仍然不同意凱恩斯的觀點並與他有過白熱化的辯論，但我們卻保持了最好的私人友誼。並且，作為一個人，在很多方面我都對他懷有極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