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共產黨領導精英的流動，基於兩個基本面向：一是黨的精英群體的整體流動路向，這是觀察政黨適應現代化的能力和自身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二是處於這個群體頂端的領導人的權力更替機制，這是衡量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理性化程度的標尺。

　　代際更替與精英流動

　　首先看中共領導精英的代際變化，以黨的高級干部在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程度為變量。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共領導精英經歷了從“創黨一代”到“延安一代”的世代更替。“創黨一代”就其社會成分而言都屬於知識分子，大都有留學(日本、西歐和蘇聯)經歷。“延安一代”的領導干部則多是從工農優秀分子中甄補，專業知識和學歷背景並不被看重。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在1980年提出了領導干部在知識化和專業化上存在的問題，他指出，“干部年輕化是世界性的趨勢，越是現代化，越要年輕化。”

　　如果說解決干部老化、補充新血是執政黨保持活力所必須，那麼更大的問題則是要解決實際上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中共高級干部都是職業革命家，新中國成立前沒有退休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也都比較年輕，大部分的省部級干部才40歲左右。文革結束后，這些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的干部大都成了老人。鄧小平在1982年獨具匠心地設立了一種過渡性的組織形式——中央顧問委員會，專門用來安置資深的老革命，並親自出任主任，以鼓勵老干部集體退休(“退居二線”)。 中顧委存在了兩屆，1992年十四大時被撤消。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大致可以根據職能和權力結構劃分出三類精英群體：黨務官員群體、軍人官員群體和技術官員群體。一般來說，建政之初，軍事和黨務出身的官員在領導層居主流，學歷背景倒在其次。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精英幾乎全部是“革命精英”(黨務官員)和“軍事精英”(開國將帥)。到1982年，十二屆中央政治局的28位委員，幾乎全是70多歲的老革命，其中有18人參加過長征，直到1984年，大約還有200萬名1949年以前參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工作。

　　但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的過程，必然要求“專家政治”的出現。特別是經濟的日益專業化和國際化，需要有技術型的專家擔負主要決策工作，技術精英特別是科技精英的作用就變得越來越重要。一般來說，理工科出身的技術官員更具工具理性和現實取向，傾向於審慎計劃，較少目標理性和理想主義色彩。經濟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工程”體系，熟習理科和工程學的技術官員更有發揮空間，作用也更重要。這就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05年約20年間中國共產黨內技術官員層崛起和“專家政治”出現的原因，這可以稱之為中國共產黨的“技術官員運動”。

　　一旦經濟現代化初步完成和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一方面國家和社會結構從相對簡單變得復雜，另一方面，現代化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逐漸轉移到如何實現政治、社會和文化制度創新，以建立起現代國家上。這對治理專業化的要求顯著提高。2004年中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裡程碑，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精英流動的轉折點。現代化的“深化”和社會管理的復雜化，需要有更多有經濟學、法律和政治學等教育背景的精英人才進入國家治理系統，以有效提高政治管理效率。社會科學精英因此有了更多用武的空間，這也是從中共十七大前后開始，法學、經濟學教育背景的精英人才大量走上前台，文科背景的官員所佔比重明顯增加的主要原因。

　　在發達國家和地區，政治領導人大都有法學(法律、政治學)或經濟學教育背景。美國歷任總統和副總統中，超過70%都受過法學教育或是律師出身。在德國、日本等國，這個比例也相當高。2000年后台灣地區領導人和政黨領袖也都是學法律和政治學出身。中國領導精英群體從科技精英到社會科學精英(工程師→法學、經濟學專家)的代際轉換，適應了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進行“五位一體”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之治國方略的調整，及在這一調整背景下對社會科學精英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