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裁員的行政改革，雖保全了干部特權，沒有出現干部因丟飯碗上街游行，短時內維護了穩定，卻大大增加了財政負擔，是“花錢買改革”，冗官冗費問題不但始終不能破解，反而積重難返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要“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今年“兩會”審議新“大部制”方案，這是上世紀80年代初即已肇始的“精簡機構”改革的延續。機構改革涉及利益重組，既關乎職責體系的調整，也牽涉人員官長的去留，中央步步求“穩”，要求穩中求進，所以尤如跑馬拉鬆改了30多年。

舊制度“官滿為患”

全能型大政府實行“官海管理”，推行“官海戰術”

眾所周知，我國的政治、經濟、文教等各方面的管理體制，在建國之初幾乎是全盤移植於蘇聯。當時國務院各個部委都聘有蘇聯行政“專家”，幫助制定辦事條例成規，部、司、局建制也是模仿蘇聯。因此，可以說中國政府設置，是蘇聯人手把手克隆出來的。

蘇聯政府體制是全能型，在方方面面都大包大攬，上上下下都設管理機關，凡事都設官去管，衣食住行全由國家統籌計劃，管理部門分得很細，政府機構多而龐大。中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黨、政、群”體系都按蘇聯模式設置，形成條條塊塊科層體系。部門機關多，“坐辦公桌”的干部就多，除受過蘇式培訓的行政精英外，更多的是沒有什麼文化的“革命干部”，又稱“工農干部”，“大老粗”以老資格充當領導。以后各機關在不同歷史時期都要安置大批軍隊“轉業干部”，文革時從工人中又選拔干部“以工代干”。凡當上干部誰也不願退出，於是乎幾十年下來干部已多如牛毛。

全能型大政府實行“官海管理”，凡事找官，推行“官海戰術”。但官海冗雜，人浮於事，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以致耗費巨大，卻效能低下。政府除服務社會外還須服務於自己，設“機關事務管理局”和管理離退休干部的“老干部局”。除法定部門外，還隨時設置臨時機構，抽調或借調干部做“中心工作”，如文革時有“抓促辦”(抓革命，捉生產)、“知青辦”，現在有“維穩辦”、“預防腐敗局”及“計生委”等，這些都是當代中國獨有，而在全世界都沒有的“特色”機構。其總體特點是“官滿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