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是行政管理“與國際接軌”

大部制改革，是繼經濟管理與國際接軌之后，政府行政管理也與國際全面接軌

“官滿為患”在中國古代都很少見，而在克隆蘇聯模式的國家卻很普遍。全能型政府掌控著一切，而管理部門也有自身利益，管一攤事肥一幫官員，有權好辦事，無權隻能聽由支配，官民兩分的社會階級關系簡單而直接，當官有權意味著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源，於是乎人們削尖腦袋都要往政府部門鑽。

以行政命令指揮經濟的計劃經濟，即官辦經濟，是一種缺乏活力、落后的經濟管理方式，“外行領導內行”，管經濟的部門多官員多，卻無法將經濟搞上去。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上能有所突破，就在於放棄了蘇式官辦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在市場法規管理等方面“與國際接軌”。上世紀90年代中國為加入WTO與美國談判，美方提出商貿管理對口，中方承諾改組商務主管部門。經多次調整改革，10個部級經濟部門在1993年合並為國家經貿委，10年后與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合並為“商務部”。歐美日各國政府都實行大部制，中國要求他國承認自己的市場經濟地位，乃積極主動地推行商務大部制，是在通商事務管理方面與歐美日看齊，以便能“與國際接軌”。

不光是通商事務管理要與國際接軌，政府大部制改革的性質，其實是繼經濟管理與國際接軌之后，在政府行政管理方面，也與國際全面接軌，進一步地革除蘇聯模式弊端。鄧小平就指出：我們的政治體制“是從蘇聯模式來的”，這個模式“不是很成功”。因此不僅經濟方面要革除落后的蘇聯模式，政府行政及政治體制乃至意識形態灌輸等各方面，都要革除“不成功”的蘇聯模式。鄧小平又說：“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大部制是始於1981年“精簡機構”改革的歸宿，30多年來經歷了七八次大的機構調整，國務院機構從上百個精簡為27個，2008年正式提出政府“大部制”。在思想觀念上，引進“小政府、大社會”、“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等新理念。在實際工作中，推行政府職能轉變，簡政放權，清除部門利益，消除政企不分，突出公共服務，以適應市場經濟需要。

改革的難點在清理冗官

改革還只是涉及“事”，而不涉及“人”

中國政府行政改革力度不小，但阻力也很大，歷次機構改革都不同程度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原因都在凝固化的部門利益和冗員難以澄清。

今年大部制改革將再起航，國務院27個部再合並幾個，改革還只是涉及“事”，而不涉及“人”。行政改革不裁冗員，對於“官滿為患”的中國官場病來說，恐怕很難改有成效。改革開放以來，國務院部級機關減少了2/3，地方各級政府也相應作了精簡，可謂是古今中外少見的行政改革。國外凡如此規模的改革都必然大批裁員，鄧小平在改革之初也提醒精簡機構會發生“游行示威”、“貼大字報”。然而，中國政府的精簡，卻末見大量裁員，更沒有出現國外常見的游行示威，這不能不說是一大奇跡。

機構精簡了，冗員哪去了呢?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歷次精簡機構，都是不減和尚隻拆廟。有的機關拆並了，人員照用，有些部門改稱“事業單位”，名義上剔出政府系列，其余一切照舊。工人可以下崗，干部卻永不下崗，政府不裁官員，處理冗員叫“分流”，即在保証鐵飯碗的前提下，另行安排工作。這樣的改革，隻能說是“跛腳”改革，留下的隱患很多。上級國務院裁減的人員尚可分流到下級省市，而縣市就難辦了。有分流到高速公路做收費員的，月工資8千，還貸期限滿了仍然收費，理由是需要安置分流干部。大批大批的冗員都是熬到離退休才去職，待遇不減，百般優寵，離退休后還有老干部局照管，各部門都設老干部局。干部特權誰也奈何不得，冗官弊政於是無法革除。

有些臨時設立的部門如“計生委”，本當象“知青辦”一樣到期撤除，但為保部門利益不丟飯碗，在推行“一胎化”30多年后，仍在高喊強化計劃生育。此次大部制改革將計生委與衛生部合並，並沒有考慮削減計生委職權及人員。還有官辦工會系統，號稱群眾組織，卻由國庫發工資，政府行政系統之外的冗官依然十分龐大。有些縣的財政叫“吃飯財政”，因官多全縣稅收也不夠發工資。“官滿為患”的現象雖幾經改革，至今仍未見好轉。

推行“大部制”就是要改變“官海管理”，精兵簡政，使政府廉潔高效。所以精簡機構的同時，必須裁減冗員，改變“官滿為患”的局面。中國不裁員的行政改革，雖保全了干部特權，沒有出現干部因丟飯碗上街游行，短時內維護了穩定，卻大大增加了財政負擔，是“花錢買改革”，冗官冗費問題不但始終不能破解，反而積重難返。本來，國家干部由納稅人供養，應能上能下，精明強干，不能坐吃薪餉，擁有特權，凡職位可競爭上崗，無職位下崗亦可尋求別的職業，有才能的人也無須將整個生命耗費於宦海。所以，行政改革的深入，需要探討出台干部辭退機制，健全下崗人員的社會保障。若因循“維穩”思維，不敢得罪人，精簡隻對“事”不對“人”，則行政體制的改革就很難有實質性進展。

(作者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