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對法律文化有哪些具體影響呢？

一是使法典體系由鬆散變得嚴密。古希臘數學家歐幾裡得流傳下來一部影響僅次於《聖經》的書，這就是《幾何原本》。歐幾裡得用23個定義，5個公理，5個公設，經過演繹推理，把《幾何原本》裡講的465個定理全部推導出來，猶如用一條金線把一堆散亂的珍珠串起來。可別小瞧歐幾裡得的這個穿金線的“手藝”，《幾何原本》的誕生不但在數學史上，而且在思想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根把珍珠串起來的金線，就構成了幾何學的學科體系。《幾何原本》的極大成功，使之成為一種范式，迅速地影響到其他學科領域。近代的法學家曾借鑒公理化方法對法典體系進行建構，使法典體系由以往的鬆散變得嚴密起來。如《拿破侖法典》、《德國民法典》等近現代著名法典在制定過程中都曾借用了公理化方法。

二是使罪刑法定原則得以確立。確定性是數學的一個重要特點，任何學科都比不上數學的確定性。受數學確定性的影響，從笛卡兒開始，尋求確定性成為近代西方哲學追求的主要目標，亦是近代啟蒙思想家想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所謂“法定”，就是對確定性的追求。罪刑法定也就是對罪行的確定性的追求。罪刑法定思想在古代已有萌芽，但由於追求確定性尚未成為人們思考問題的范式，所以，罪形法定原則難以成為一項法律原則。由於笛卡兒哲學極為關注確定性問題，把確定性問題看作形而上學思考的前提，而且不承認任何東西在具備絕對的確定性之前為真，這就為人們接受罪刑法定原則奠定了思想基礎。罪刑法定原則正是在此文化大背景下形成的。

三是使西方法學更加重視學理。與中國古代法學相比，西方法學非常重視學理性研究，幾乎每一個大法學家都有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西方法學重視學理與西方法學的哲學基礎有關，而西方哲學重視學理與西方哲學深受數學影響具有極大的關系。西方人重視數學，自然就會重視演繹推理，這是因為演繹推理的最典型、最重要的應用就存在於數學証明中。若沒有數學，就不會有亞裡士多德形式邏輯中的演繹推理。亞裡士多德形式邏輯中的演繹推理是在古希臘演繹數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沒有演繹數學就沒有演繹推理﹔演繹推理隻不過是演繹數學中公理化方法在邏輯中的成功運用。演繹數學的出現，對於西方哲學和西方法學重視學理有重大影響。

四是使西方法學更加關注程序。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不大注重程序法的，更為關注的是實體法，而西方法律文化卻是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甚至更為關注程序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西方法律文化受數學影響極深。我們知道，亞裡士多德的形式邏輯是從數學中得出來的。古希臘人在發現正確的數學推理規則時就已奠定了邏輯的基礎，亞裡士多德隻不過是把這些規則典范化與系統化，使之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而西方的數學和邏輯都非常注重形式，西方注重形式的思維方式就是在數學和形式邏輯的影響下形成的。不但在法律中注重程序法，而且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中都注重形式。例如，“為藝術而藝術”就是從古到今西方許多藝術家提出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