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會發現，歷朝歷代的許多變革，都有賴於政治家的勇氣。《史記》記載，當年秦孝公召集御前會議商議秦國的改革大計時，大臣甘龍和杜摯等紛紛反對變法，連“吾意已決”的秦孝公也彷徨起來。商鞅告訴孝公：“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也就是說，愚蠢的人總是為眼前的狀況所束縛，隻有智者才能洞見形勢的先機。商鞅進一步得出結論：“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這話放到民權昌明的今天似乎有蔑視公眾之嫌，但在今天的中國，思想僵化或者身為既得利益集團之“眾”，這樣的情狀依然存在。

一代明君秦孝公聽懂了商君的勸諫，於是才有了改變中國歷史的那一場改革。而有“拗相公”之稱的改革家王安石，則面對阻力發出了改革的最強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或許適合於昔日，流俗之言往往障目於眼前，唯有庄子所說“舉世而毀之而不加沮”的果敢堅毅之士方能成為改革家。有非常之人，方能成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方能成非常之功，這是古今中外歷史的普遍規律。

當前的改革還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一方面是社會矛盾的長期積累和日趨激化，以及普羅大眾對於改革深化的翹首期待，另一方面則是改革動力有衰竭之勢，這才是改革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有人甚至力圖將眼前的一切理想化和固化，似乎迫在眉睫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一樣，因為維持現狀對於他們是最有利的。

改革開放幾十年，中國逐步走上了市場經濟之路，但是，始終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市場經濟並沒有完全進入法治的軌道。由於市場經濟是以利益為導向的經濟，一旦脫離了法治的約束，它就可能將一切都裹脅進利己主義的冰水之中。同樣，沒有了法治，政府的權力將如脫缰野馬，一切有關改革的美好期許，都會變得不切實際。

改革似乎是千頭萬緒而又矛盾重重，面臨著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困局。但是，“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后則近道矣”，既然一切矛盾都源於憲政法治的闕如，隻有法治憲政的建設才有綱舉目張之效。新一屆中央領導人一再強調依法治國，“忠誠於憲法，忠誠於人民”，希望有膽識有勇氣的改革家們，以此為基石，推動“未有之大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