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作為當代美國首屈一指的戰略人物，其戰略思想及實踐的精髓集中體現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奉行的均勢戰略與緩和戰略。均勢是指國際關系中國家或國家集團間實力對比大體平衡的一種權力分配狀態。基辛格一貫崇尚均勢思想，堅信均勢是維持國際和平與穩定、防止爭霸戰爭的有效途徑，他在充分研究早期歐洲均勢學說的基礎上，結合當時冷戰形勢下各大國實力對比的動態變化，提出了旨在有效緩解美國外交困局的均勢戰略構想。
　　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美國面臨的外交形勢可謂四面楚歌。一方面，美國深陷越戰泥潭，財政負擔日益沉重，民眾反戰情緒不斷上升，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和競爭力明顯弱於二戰結束初期﹔另一方面，蘇聯經濟和軍事實力迅速膨脹，在全球范圍內加劇戰略擴張，尤其在第三世界加強與美爭奪，對美國形成的戰略壓力全面上升。面對蘇攻美守的不利局面，基辛格在准確判斷戰略形勢的基礎上，為美國外交開出了均勢的戰略處方。他認為，上世紀60年代的國際格局已經由兩極轉變為多極，美國、西歐、蘇聯、中國、日本等國家或國家集團成為重要的力量中心。美國應以自身實力為基點，聯合並依靠盟友和伙伴，與蘇聯展開談判和合作，在規避與蘇聯沖突的同時，實現對蘇緩和，以建立並維持一種穩定、平衡的均勢秩序。
　　為實現從越南的“體面撤退”，基辛格將目光投向了當時的中蘇關系。他認為，在珍寶島戰爭爆發、中蘇關系陷入冰點的形勢下，美國應掌握時機，建立並利用對美國有利的美、蘇、中戰略三角關系。在基辛格精心的戰略謀劃下，美國利用多條渠道向中國傳遞信息，尋求與中國接近，試圖利用中國聯合美國共同應對蘇聯威脅的迫切需求，換取中國在越南問題上的幫助﹔同時利用蘇聯對中美接近以及由此帶來的美國戰略優勢的顧慮迫其對美妥協，獲取蘇聯在越南問題以及軍控談判上的讓步。事實上，基辛格預期的這些戰略效果一一實現。在他主導美國外交政策期間，美中關系實現了正常化，美蘇簽訂了《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和《反導條約》，美國也開始了從越南的撤軍。這些戰略舉措在確保美國處於戰略三角中最有利一端的同時，也有利於均勢格局及穩定秩序的形成和維系。
　　冷戰結束后，面對一個以“碎片化”和全球化為特征的世界，基辛格仍然將均勢作為美國首要的外交戰略選擇。他認為，冷戰后，雖然美國仍是超級大國，但是美國已經不能完全主宰世界，並非處於真正的“單極時刻”。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以及印度都將是多極化世界中的主要強權國家。在這種國際格局中，美國仍需致力於構建歐亞大陸的均勢秩序，以此來確保美國的戰略利益。
　　不難發現，在基辛格的戰略棋局中，中國始終是具有重要地緣戰略意義的大國。上世紀70年代的中美接近，使中國作為一個地緣戰略棋手進入基辛格的視野﹔而基辛格推動中美關系正常化的經歷也為其此后進一步認識中國及推動中美關系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其《論中國》一書中，基辛格從歷史、文化、戰略思維等諸多方面對中國的外交戰略進行了詳細論述和透徹分析，該書成為其中國研究的集大成者。
　　基辛格充分肯定中國的經濟發展。他認為中國長期保持經濟高速增長，本身就是偉大的成就。中國已徹底走出閉關自守的狀況，完全融入世界金融體系，擔當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有效應對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問題，並阻止了全球經濟下滑，避免世界陷入更加糟糕的經濟衰退。關於中國的發展前景，基辛格保持樂觀。他表示自己對中國在過去30多年間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感觸至深”，並對中國未來發展充滿信心。同時，他認同中共十八大產生的新的領導集體，認為他們經歷過中國的動蕩歲月，因而在面對當前各種挑戰時更加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