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種與吃的關系——種糧的變成吃糧的，吃糧的變成吃肉的。糧價高了有呼聲，糧價低了有哭聲

　　實現糧食生產和消費的協調發展，確保糧食供求總量和結構的基本平衡，是確保糧食安全的內在要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很多種糧的變吃糧的，吃糧的變吃肉的，肉蛋奶則需要糧食轉化，給糧食供求帶來了新矛盾。

　　種糧的變吃糧的。大批青壯年農民工進城后，不再從事糧食生產，變為單純的糧食消費者。留守的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對農業新知識、新技術接受能力差，勞動技能提高難度大，影響了糧食生產能力的提升。再加上耕地減少、水資源短缺、氣候變化等對糧食生產的約束日益突出，使得本來就已緊平衡的糧食供給將更加緊張。

　　吃糧的變吃肉的。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鄉居民的飲食結構正在發生變化，由原來的8:1:1變為4:3:3，即由8斤糧、1斤肉、1斤菜變為4斤糧、3斤肉、3斤菜。肉蛋奶消費量的增加，帶來飼料糧消費的增加（一般估計，生產1斤雞肉需要2斤糧食，1斤豬肉需要4斤糧食，1斤牛肉需要8斤糧食），改革開放以來，飼料糧佔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提高了接近20個百分點。

　　種糧的、吃糧的對糧價變動的聲音有強弱之分。糧價漲了有呼聲，呼聲集中響亮，在城市，佔據了強勢主流媒體，很容易達到決策層﹔糧價跌了有哭聲，哭聲分散低沉，在農村，決策層很難聽到。對待糧食價格變動，決策者更應關注糧食生產者的聲音。

　　六、內與外的關系——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裡

　　有關資料顯示，進入新世紀后的2003年，我國又開始成為糧食淨進口國，這一勢頭持續至今且規模逐步擴大。2008年，我國糧食淨進口量約3500萬噸，佔當年世界糧食貿易總量的15%。2010年我國進口玉米157萬噸，為2009年的19倍，進口大豆、小麥分別達5480萬噸、120萬噸，增幅分別為28.8%、36%。2010年，我國進口美國175億美元的農產品，首次成為全球進口美國農產品最多的國家。

　　擴大糧食進口有助於緩解我國主要農產品與耕地、水等資源的矛盾，降低糧食安全面臨的風險。2010年，我國進口的大豆和687萬噸食用植物油規模，相當於增加了近7億畝播種面積，佔我國農作物播種面積的29%，大大緩解了國內耕地緊張的矛盾。但是我們必須認清我國糧食貿易面臨的形勢，應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不過分夸大糧食進口的作用，更不能迷信“市場能夠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神話。首先，全球糧食產不足需。從1999-2007年的八年間，有七年世界糧食消費量大於產量，糧食產需缺口累計達2.49億噸﹔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測算，2010—2011年度，世界谷物產量約為22.16億噸，而消費量達22.54億噸，依然產不足需。其次，全球糧食貿易量無法滿足國內需求。世界糧食貿易量多年穩定在2.5億噸左右，不到我國糧食總產量的一半，而全球需要糧食進口的國家有100多個，中國增加任何品種的進口，哪怕只是國內某一品種產量出現波動，即會對國際糧食市場造成巨大影響。正如萊斯特·布朗所言，除了我們自己，世界上沒有誰能養活中國。再次，糧食能源化、武器化戰略危及世界糧食安全。近年來，美國、加拿大、巴西等糧食大國大力實施生物質能源計劃，打通了糧食與能源之間的通道，使全球糧食需求從食品領域擴散到能源、金融領域，成全了美國實現繼美元霸權、石油霸權之后的糧食霸權，可以預期今后美國將更多使用“斷糧”威脅手段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第四，金融投機和跨國糧商逐步掌控了全球糧食貿易的定價權。2007年以來，全球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持續走低，迫使大量游資和各類基金轉投石油、糧食等資源性產品，國際糧價被芝加哥交易所裡的大亨們炒得水漲船高。另外，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四大跨國糧商壟斷了世界糧食貿易量的80%，他們最擅長的手段就是利用資金優勢，通過資本運作消滅對手下，壟斷市場，從而實現操控價格、牟取巨額利潤的目的。今日糧價已非由供求雙方決定，而帶有很大的金融性，部分充當了貨幣功能。“三金說”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流行的說法，即貨幣是黃金，石油是黑金，糧食是白金。

　　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裡。一是千方百計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通過農田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和先進科技的應用，充分挖掘糧食增產潛力，著力提高單產，努力擴大播種面積。特別是要高度重視培育壯大國內種子產業。更加審慎應對外資合資合作、並購、參股我國種業公司行為。二是制訂《國家糧食安全主權法》。按照立足國內“基本自給自足”的戰略目標，安排生產經營制度，對重要農產品執行無缺口覆蓋制度。在此基礎上，全面禁止外資對我國農業的滲透，全面檢討外資在我國糧食、種子、農藥等農業全產業鏈條上角色是否危及我國糧食主權安全。三是審慎發展轉基因農作物。生物技術作為當今世界競爭的三大前沿科技之一，我國應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加速推進研究，尤其轉基因技術更應加快研究步伐，努力跟上世界的腳步。但國內外實踐已經初步証明，農作物轉基因技術並不成熟，在抗病抗虫、提高產量、改善品質等方面與傳統作物相比並不具備顯著的優勢，更大的隱患是尚不知對人體是否安全。歐盟等國普遍採取審慎態度，美國大量轉基因作物隻用於出口和工業原料，基於我國尚能維持糧食自給自足的現狀，沒有必要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逐步減少轉基因大豆、玉米等進口的同時，堅決阻止稻谷等主糧轉基因的推廣食用。

　　七、量與質的關系——量的安全是顯性的 質的安全是隱形的

　　糧食安全是量與質的統一。199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糧食高層峰會提出：“人人都有權獲得足夠的安全而富有營養的糧食以保障其過上健康和有活力的生活。”因此，“糧食安全”的內涵不僅包括量的要求，也包括質的要求。量的安全是顯性的，質的安全是隱形的。既要吃飽又要吃好，更要吃出營養吃出健康。土地污染、水污染、化肥農藥污染、加工環節污染使食品安全成了天大的問題。“誰能告訴我，究竟吃什麼”成了社會流行病。吃本來是一頓飯的事，現在變了一輩子的事，吃不好，一眨眼，一輩子就過去了。更為可怕的是，在這場危及所有人的食品安全保衛戰中，人人都在后撤，人人都做旁觀者，能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者寥寥無幾。再加上政府監管不到位，目前，全國有72個地級區域、1305個縣級區域未設立食品監管機構，“禍從口入”就成了這個時代“人人自危”的根源。（“禍從口出”本是文字獄和政治狂熱時代“人人自危”的根源。）尤其是轉基因糧食絕不能進入主食。美國種過轉基因的農田，小草瘋長，小虫變巨虫，除草劑、農藥無效。山西、吉林五六年前種轉基因玉米，家畜不產子、少產子、產怪胎，老鼠絕跡。五六年家畜繁殖二三代，老鼠可繁殖20代，而對於人只是生命的十幾分之一，危害沒有幾代人的時間跨度是難以知曉的。《參考消息》2011年6月20日報道，2006年至2011年歐盟曾115次發現來自中國的轉基因大米食品，說明中國已有轉基因水稻種植。中國農學專家佟屏亞對此痛批一些科學家是拿老百姓當實驗鼠。要杜絕這種現象的發生，必須從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深刻認識其巨大危害。

　　八、產與銷的關系——農業經濟是“殖民地經濟”的現象必須改觀

　　主產區與主銷區的矛盾始終是一個未解的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結必須解開。

　　“南糧北移”與“北糧南調”。國家糧食局的統計顯示，近年來，中國三大糧食主產區中，東北產區和黃淮海產區的播種面積和產量呈逐年上升之勢，而長江中下游產區近年來一直有逐漸減小的趨勢。中國南方是傳統的糧食主產區，這裡水資源和氣候條件都很好，一年出產兩到三季，但這裡尤其東南沿海地區，也是工業化、城市化率先起步並高速發展的地區，這導致南方的農業逐漸被弱化、農田逐漸減少，而北方地區則由於城市化和工業化步伐起步相對較晚，逐漸承擔了較多的糧食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南糧北移”現象出現﹔而在“南糧北移”的糧食生產格局下，產地和銷地出現地域上的分離，“北糧南調”已成定勢。“南糧北移”、“北糧南調”雖然有其經濟發展階段上的合理性，但由於北方地區也需要並正在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這就不可避免地與當下地方經濟發展和國家糧食安全統籌格局發生矛盾。

　　“窮省”與“富省”。在工業化階段，工業部門的投資利潤回報往往遠高於農業部門，因此那些工業化、城市化程度越高的省份，對農業的擠出情況就越突出。糧食主銷區，往往是經濟發達地區，每年要消費很多糧食，卻較少承擔調入商品糧風險基金的籌集任務。廣東1.07億人口已成人口第一大省，糧食自給已降到30%以下。素有傳統魚米之鄉的浙江、福建自給率也都下降到40%左右。盡管國家通過直補形式，對農民的糧、種、農資、農機等發放了各種補貼，但糧食生產是典型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產業，比較效益極低。農民賣了糧食購買工業品，在為主銷區提供糧食的同時，農民的種糧收入以及糧食風險基金的補貼又會隨著工、農業產品巨大的剪刀差，最終流向糧食調入區——以工業生產為主的經濟發達省份，發達地區拿著高收入，吃著低價糧，造成了“窮省”補貼“富省”的情況。

　　“糧食大縣”與“財政窮縣”。現今的糧食主產地區都進入了經濟加速發展階段，由於這些地區承擔國家糧食安全的責任，因此隻能獲得有限的開發。調查顯示，1997-2002年，13個糧食主產區有九個省區的產糧大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糧食年年在增產，但產糧大縣的經濟總量上不去，人均GDP與工業發達的省份差距越來越大。糧食大縣在保証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任與加快地方經濟發展的沖動下左右為難。陷入“產糧越多財政負擔越重”、“貢獻越大義務越多”的不利境地。

　　目前糧食主產區在保証國家糧食安全的同時，還提出要加快地方經濟發展，提速工業化和城市化。怎麼來解決這個悖論？統籌糧食主產區和主銷區協調發展。當前主要應該做到“三個防止”：一是要防止糧食主產區滑向糧食平衡區。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中，一定要穩定和加快糧食主產區發展，防止糧食生產下滑。二是要防止糧食平衡區滑向糧食主銷區。我國有11個糧食平衡區，這些地區基本上是糧食自求平衡。但是一些糧食平衡的省份在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中，隨著耕地面積的減少和糧食消費量的增加，有的已變成了糧食調入省份。要採取有效措施，遏止糧食平衡省向糧食調入省的下落。三是要防止糧食主銷區的自給部分大幅減少、調入量大幅增加。近些年來，一些糧食主銷區自給部分不斷減少，調入部分大幅增加，給國家糧食安全帶來的壓力加大。要做到這“三個防止”，必須從宏觀層面上，制定和採取有力的政策措施，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道路。一是進一步加大強農惠農政策向糧食主產區傾斜。按照資源稟賦、生產條件和增產潛力等因素，科學謀劃糧食生產布局，明確區分功能和發展目標。集中力量建設一批基礎條件好、生產水准高和糧食調出量大的核心產區﹔在保護生態前提下，著手開發一批有資源優勢和增產潛力的后備產區。二是建立多種形式的銷區反哺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在發揮國家扶農、惠農政策主渠道作用的基礎上，要鼓勵各級政府採取多種形式、利用多種渠道，支持銷區反哺產區，構建主產區糧食生產保障體系。根據糧食銷區調入的糧食數量收取一定的補償金，多調多補償，少調少補償，不調不補償，支持主產區。三是中央統籌產銷兩區“互幫結對”、“對口援建”，幫助主產區進行農田基礎設施建設、低產田的改造、道路的修建、農民科技培訓等，國家每年對援建進展情況監督、檢查、評比。限制銷區進口糧食數量，對進口農產品征收差價稅，防止農產品過剩，財政支出激增。就糧食主產區的建設來說，除了在理念上、政策規劃體系上的進步，還需硬件和軟件上的產銷區聯動、雙重推進。比如水利、育種、倉儲、農業科技等基礎設施上的硬件支持，應該像設計航天工程那樣去做農業硬件上的投入，“有錢出錢”、“有人出人”。

　　九、人與物的關系——在人、畜、車爭糧的三角大戰中，保人抑車是根本

　　近年來，我國糧食需求呈現出一些新特點。一是社會消費總量持續上升，主要是生產用糧大幅增加。二是口糧消費穩中有減。迄今為止，在我國糧食消費需求中，口糧消費超過50%，仍是第一大用途。隨著糧食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肉蛋奶攝入量逐步增加，使口糧的人均消費出現了減少的趨勢。1995-2005年10年間，全國口糧消費量減少了0.5%。三是飼料用糧持續增加。我國家畜飼料用糧從1980年的6800萬噸增至2009年的1.2億噸，增加了近一倍。四是工業用糧增長較快。食品制造工業，包括糖果、糕點、調味品、豆制品、澱粉、食品添加劑、酒等行業，約佔食品加工用糧的60%。農村做酒熬糖耗費的糧食，平均每年遞增4.7%。

　　從吃飽到吃好，糧食消費結構發生變化。來自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的調查顯示，近年來，口糧消費量及其所佔比重逐年下降，飼料用糧、工業用糧及其所佔比重明顯增長，其主要原因是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導致的居民飲食結構的變化。據統計，東方型國家人均糧食消費量應在400公斤以上，日本人均消費量為450公斤，其中口糧直接消費為125公斤，其他均為肉蛋奶等轉化品。從長遠看，我國人口達到16億峰值的2030年前，按人均400公斤消費量計算，到2030年我國糧食總需求量將達12800億斤，比目前增加3100億斤。

　　人吃肉，豬吃糧，動物消耗糧食在提速。家畜飼料用糧從1980年的6800萬噸增至2009年的1.2億噸，增加了近一倍。這個數字相當於2010年糧食總產量的近30%。中國的豬肉消費量居世界首位（世界平均消費水平的2.5倍）。目前，中國農村人平均每天吃1兩肉，城裡人平均每天2兩肉，中國人的肉類消費處在快速增長階段。中國人肉類消費的階段性目標是每人每天多吃1兩肉。因此，肉類消費的增長，將與口糧消費比例的下降同時並存。到2020年，中國的口糧需求為2億噸，而飼料糧消費增加到近5億噸。在保証生產質優量足的人用口糧之外，還要再生產超過口糧兩倍以上的糧食給牲畜吃，傳統農業系統無能為力。

　　人開車，車吃糧，機器正張開血盆大口吞食糧食。歐美國家發展生物能源改變了世界對糧食需求的預期，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糧食供求的格局,就是在供給不變的情況下，在需求方面,機器和人爭糧食，導致了糧食市場供需預期的失衡。美國2010年用於燃料乙醇生產的玉米達1.4億噸，等於幾億人的口糧﹔同時，美國已研制出用玉米可生產2000多種生產生活用品。目前,我國也在搞玉米乙醇,國家提供1375元/噸的財政補貼，每年拿出13.5億元來支持四家燃料乙醇廠，生產100萬噸乙醇,耗費350萬噸玉米。汽車加滿一箱燃料乙醇約需200公斤玉米，幾乎等於一個人一年的口糧。從利益博弈的角度看，乙醇燃料企業是既得利益者,而地方政府也支持該行業,因為可以帶來GDP、就業和財政收入，並支撐糧價高位運行有利於玉米產業的發展。因此,生物燃料發展地方有沖動，支持力度大﹔而靠市場生存的飼料企業、養殖企業和糧食加工企業的發展卻會受到成本不斷上漲的限制。汽車“吃”糧不符合中國國情,我們沒有發展消耗糧食的生物燃料的本錢,更不能鼓勵機器與人爭奪糧食。近期國際上很多分析人士把全球糧價上漲歸咎於一些國家過度發展糧食乙醇。中國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產和消費國，但人均佔有能源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目前近50%的原油需要進口。發展替代能源，是國家需要考慮的問題，燃料乙醇的確是一種有效而清潔的替代能源，但卻要以每年消耗大量玉米作為代價。2007年，國家發改委不再批准以糧食為原料的燃料乙醇項目，轉而鼓勵使用木薯、甘蔗、秸稈等非糧食類原料生產燃料乙醇。現有的以玉米為原料的生物乙醇項目也計劃在未來五年內全部轉化為以甜高粱、紅薯和木薯等為原料。如果不嚴格管理，發展生物能源很可能會出現“與人爭糧，與糧爭地”的現象。

　　目前已經形成了人、畜、車爭食的三角大戰，使得飼料糧安全問題日益突出。對於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如果糧食和農業出了問題，誰也幫不了我們。

　　劉 奇 作者單位：安徽省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