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共訴求從“民生時代”向“民權時代”過渡

所謂民生問題，即有關國民的生計與生活問題。孫中山先生曾將民生問題概括為衣、食、住、行四要素。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解決了衣食住行四大基本民生問題之后，一個以教育為民生之基，就業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為民生之源，社會保障為民生之依的新民生構架已初具雛形。

進入新階段，隨著農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廣大農民的共同訴求正悄然發生變化，逐步由“民生時代”向“民權時代”過渡。“民生時代”，人們關注的是如何發展生產，做大蛋糕，關注的是投入產出，關注的是效率。“民權”時代，人們關注的重心是權利的平等和保障，如何保障公民合法權益是社會最關注的焦點，權利沖突上升為社會最主要的矛盾。今天農村社會生活中許多矛盾和問題沒能很好解決的關鍵，就在於“民生時代”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還在支配著一些領導干部。

“民權時代”，人們對公權力的運行會高度敏感，通過種種方式和渠道對不良執政行為進行批評指責將成為家常便飯。公共政策已不再是精英決策圈的特權，人人都能參與討論。這些都對傳統的執政思維和執政習慣提出巨大挑戰。今天，民權的啟蒙階段已經基本結束，正進入民權的博弈階段。民權的博弈階段，正是矛盾集中顯現期。因此，把握“民權時代”的執政要領、執政特征，是處理農村矛盾，解決農民問題，提高執政能力的關鍵所在。隨著農民公共心理從“民生時代”轉向“民權時代”，執政者必須十分敏銳地感知，把“民生時代”形成的工作理念、原則、措施、方法及制度等逐步調整過來，做好“公權”與“公民”的溝通互動，努力學會適應於“民權時代”，服務於“民權時代”，力爭成為“民權時代”合格的領導者。

從一定意義上說，由革命黨向執政黨過渡，這是由解決“民族”矛盾向解決“民生”矛盾的轉換﹔由發展市場經濟向構建和諧社會過渡，這是由解決“民生”矛盾向解決“民權”矛盾的轉換。在第一個轉換過程中，由於我們在諸多方面一直還延續使用解決民族矛盾時期的老套路，致使民生問題的解決推遲了幾十年。今天我們正面臨第二個轉換的緊要關頭，如果我們的各級執政者不及時認清這一歷史任務的演進，把握好時代要求的特征，就會失去歷史的選擇。例如5000萬失地農民安置、社保等問題還未完全得到妥善解決﹔在涉農亂收費、亂集資，假劣農資坑農、企業違約坑農問題上，在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問題上，在戶籍管理、市場准入、勞動就業中歧視農民的問題上，在維護農民受教育權利和維護農民的環境權益等諸多方面，也都存在著許多突出矛盾和現實問題。隨著農村小康水平繼續提高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在社會保障、教育、健康、醫療衛生等方面又不斷呈現多樣化的需求。我們的執政者都應時時、事事、處處關心、關注、關愛農民的合法權益，言行一致地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堅決支持農民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嚴防以“權力”壓“權利”的現象發生。

洞悉民情，集中民智，整合民意，尊重民權，當是執政者在“民權時代”不二的選擇。考察今天所有的群體性事件發生的軌跡，就會發現兩個特征，一是幾乎所有的事件都是因維權而起﹔二是幾乎所有的事件都經歷了“民情—民怨—民怒”三個階段。關注民權，未雨綢繆，將群體性事件平息於青萍之末，社會自然就會呈現出澄明祥和之氣和勃勃生機。

二、社會管理從“共域時代”向“自域時代”過渡

在中國傳統社會管理中，盡管中央集權不斷加強，民間社會仍保持較大的自我運行空間。政府要擴展對民間社會控制，多採取間接方式，把自己的意願交由民間力量來執行，保留民間自我管理的空間。我們把政府與民間均可發揮作用的領域稱之為“共域”，如賦稅攤征、興修水利、興學育人等﹔把政府與民間各自開展自我管理的領域，稱之為“自域”，包括政府的“自域”和民間的“自域”。這裡著重談民間的“自域”。中國傳統社會民間“自域”主要包括鄉村的集體娛樂事務（如舞龍燈等）、公共建設事務（如修橋補路、辦村塾等）的組織管理，家族、會社、鄉約組織的活動等，以及四時八節、人生儀式、婚喪嫁娶、商事活動等習俗，內容非常廣泛。民間的“自域”多以非正規制度的形式出現。

在中國地方組織化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有兩種主要的動力和兩種主要的機制。一種動力來自於國家，一種動力來自於地方社會自身﹔一種是由外力推進的生成機制，或可稱國家建構機制，一種是內力自發的生成機制，或可稱民間自生機制。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鄉村組織化呈現出多元發展的態勢，鄉村內生的自組織力量在政策的導引下復興勃發。“禮出於俗，俗化為禮”。這些大多以非正規制度形式出現的現象，往往在制度創新上最敏感、最前衛、最有活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農民工進城等這些自發創造不僅形成巨大的社會潮流，而且為正規制度所接納、稱賞、進而推廣。

把那些管不了、管不好、不該管的領域放給農民自己管理，國家逐步縮小共域范圍，擴大民間自域空間，實行國家與民間社會管理的分工與合作，以民間力量來“補官治之不足”，應該說是幾千年來中國鄉村社會治理經驗和教訓的結晶。鄉村治理由共域時代向自域時代過渡，已經成為現實生活中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當前要逐步實現鄉村治理向“自域時代”的轉型，需要著力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處理好村民自治權與基層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村民自治權與基層國家權力之間的矛盾反映著自治權與管理權之間的博弈。盡管兩權皆來源於法律規定，但兩權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不可避免。要對“兩權”進行調整，調適權力體制，探索和構建村民自治制度下既能保障村民自治權的實現，又能充分發揮國家政權職能的農村工作指導機制。

二是完善“一事一議”制度。農村稅費改革以來，採取“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在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當前，“一事一議”在具體執行中出現了一些困難和問題，應採取相應對策不斷規范和完善。如對籌集數量問題或可因事因時因地而定，隻要征得全體村民同意，不超越當地村民的承受能力，適當量力多籌應予允許。對籌集范圍或可突破村域，實行受益范圍內的一河一議、一路一議等。盡快規范和完善農村“一事一議”的相關政策法規，做到有法可依。

三是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在“家庭競爭時代”基本結束，“組織競爭時代”正在到來的新形勢下，如何發掘農民的群體能量，是擺在中國農民面前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是世界性的潮流，已有100多年歷史的各類合作社組織是世界各國農民最普遍、最受歡迎的組織方式。我國目前僅有農民專業合作組織15萬個，覆蓋農戶不足10％，尚有90％的農戶沒有加入組織，與發達國家的比重正好倒過來。引導農民走向合作之路，首先要放寬政策，創造環境，降低門檻，放手發展。當務之急是幫助農民找尋共同利益的切入點，引導扶持他們走合作的路子。那種一談合作就擔心影響社會和諧的守舊心態是因噎廢食、杞人憂天。其次，不僅要發展產業鏈低端的生產加工的合作，還要發展產業鏈高端的金融、流通等方面的合作。最優厚的利益蘊藏在高端產業，隻讓農民發展低端產業的合作，利益的分配就不會合理，農民的利益就大受影響。再者務必堅持農民自願。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避免兩個極端，即要麼用行政手段強行干預，強迫農民合作﹔要麼放任不管，讓其自生自滅。

三、生產方式從“全耕時代”向“半耕時代”過渡

市場經濟的巨大內驅力，工業化、城鎮化的強勁推動力，加速改變了鄉土中國的社會形態。“半耕半工”型結構已經覆蓋了中國大部分村庄，種田成了農民的副業。農村主要勞力非農化，次要勞力農業化，非農產業收入正逐漸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標志著中國農村已從“全耕時代”演進為“半耕時代”。這是社會的巨大進步，也是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必經階段。

在農業由主業成為副業、農村由全耕進入半耕、主要勞力由農業轉向非農的全新歷史階段，如何重塑發展理念，重構資源配置，重組生產方式，重建精英隊伍，以推進現代農業建設、發展農村經濟，是中國農村面臨的最緊迫、最關鍵的問題。總體思路應是：培育一批精英，使那些思想活躍、善於創新、勇於拼搏的農民脫穎而出，造就具有較高風險抵御能力和市場駕馭能力的新型農民，使之成為引領農村經濟發展的致富帶頭人﹔建設兩支隊伍，即農技代理隊伍和農民經紀人隊伍，為繁榮農業和農村經濟提供強有力的科技、人才和服務保証﹔提升“三生”環境，從農民最關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入手，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村鎮規劃管理，加大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力度，優化農村生產環境、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樹立“四大理念”，即樹立大資源理念，統籌開發利用城鄉國土、資金、科技、人才、信息等資源，最大限度地優化資源配置，挖掘資源潛力。樹立大農業理念，拓寬農業發展的內涵和外延，發揮農業比較優勢，增強和發揮農業的食物營養、工業原料、生態保障、觀光旅游、文化傳承等多種功能。樹立大市場理念，充分利用農村市場和城市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擴大流通范圍，消除流通障礙，提高流通效率。樹立大融合理念，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全社會資源互動，使農村變成全社會的農村，使農民變為全社會的農民，在工農、城鄉關系的良性互動、健康運行中推進新農村建設。

四、經濟發展從“動力時代”向“能力時代”過渡

近30年的農村改革使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但空前的動力，空前的積極性，沒有使農民爬出“溫飽陷阱”，農民普遍面臨的是發展能力不足的問題。農民自身能力不足，體現在諸多方面，如資本積累能力、信息獲取能力、市場競爭能力、資源利用能力、經濟合作能力等等。突出表現在：一是包括教育、衛生、健康、營養等在內的人文發展條件落后。目前，我國人均受教育時間為8.5年，其中城市人均13年，農村人均7年﹔中國公共衛生曾被聯合國排在世界倒數第四的位置，就中西部地區而言，營養和健康是制約農民脫貧增收的重要因素。二是農民獲取信息的渠道不寬，能力低下。全國1.62億網民，農民上網的不足1％。信息的不對稱導致農民在市場博弈中處於嚴重的弱勢地位。三是農民的生產方式落后。不少地方的農民至今仍固守“該種時種、該收時收”，不懂經營管理，不問成本核算，而且種植結構單一，適應性差，抗風險能力弱。四是農民的思想觀念落后，總體缺乏現代觀念，市場意識、民主意識、法制意識、合作意識都比較淡漠。

因此，解決農民的發展能力問題，必須實現“三增”，即增收、增權、增智。增收就是千方百計讓農民腰包鼓起來。當前，一要強力止住農村在土地、資金等方面的長期“大出血”﹔二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讓農民工與市民同工同酬同待遇。人民幣升值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創造人民幣價值的人民勞動沒有升值。一億多農民工已經對ＧＤＰ做出超過20％的貢獻，但他們的勞動報酬卻過於低廉。增權就是要增加農村文化教育衛生社保等方面的投資，讓農民同城裡人一樣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千方百計讓“農村書屋”遍及每個村社，引導農民讀書學習，想方設法改善農村衛生條件，強壯農民體魄，從整體和長遠上提高農業勞動者的素質，應是農民能力建設的核心。增智就是對農民進行文化、科技、現代經營理念等方面的教育培訓。使農村人力資源變成人力資本，讓農民由“生產的主人”變成“市場的主體”。

五、從業狀態由“就業時代”向“創業時代”過渡

農民創業是農民就業之本、之基、之源，是農民解放自己、實現更高層次發展的惟一出路。發達國家每千人擁有中小企業45－55個，在中小企業就業的勞動力佔總勞動力的65％－81％﹔這些年，我國中小企業增加緩慢，1999年到2004年，全國每年隻增加大中小法人企業10萬個，國家工商總局公布，內資企業2005年比上年減少30.1萬家，個體工商戶自1999年以來平均每年減少128萬戶。世界范圍內的一個規律是：不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總數的99.5％以上是中小企業。安徽無為縣引導萬余務工農民回鄉創辦近千家企業，2006年貢獻稅收已達2.9億元，佔縣財政收入的2.7％。

在新農村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必須把工作重心從幫助農民就業致富轉移到激勵農民創業致富上來。激活農民的創業沖動，把廣大農民潛在的創業意願和巨大的創業潛能變為具體的創業行動，關鍵是要大力弘揚創業精神，引導教育農民懂得依附性的就業隻能解決生存問題，主動性的創業才有技術、經營、管理、市場、資金、人際關系等方面的積累，才能解決發展問題。溫州人能做大做強獨樹一幟的核心，就在於他們始終堅持“自己干、干自己的”執著精神。我國社會創業環境欠佳已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如公司注冊登記需要耗時幾十天，且手續較繁，而發達國家隻需幾天。對此急需大刀闊斧地刪繁就簡。不然農民隻能在創業的大門口徘徊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