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精英群體從“雙向流動時代”向“單向流動時代”過渡

傳統中國，農村精英群體在城鄉之間、朝野之間雙向流動是社會常態。近代以前，從鄉村走出去的官紳、士大夫和商人，及至晚年多告老還鄉、落葉歸根，或雖在城市，也常游走於城市和農村之間，搭建起“廟堂”與“草野”、城市與鄉村互動的橋梁。他們的博學多識、禮義道德等為鄉人追慕，奉為楷模。發端於上世紀50年代延續到70年代的“上山下鄉”運動，最初的動因是動員家居農村的青年回鄉務農，后來把城市2000多萬知識青年也派遣到農村，6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又把1000多萬企業職工和市民下放到農村，這些對農村精英層的生成與保持起到巨大的作用。他們塑造著鄉村的主流話語，導引著鄉村的道德動向，提振著鄉村的人文精神，是維系鄉村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機制。中國如此，國外也同樣，英國的紳士始終與鄉村保持著聯系。美國的政客、律師、商人也多在退休后回到祖先的農場。

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縱深推進，在城鄉差距的鴻溝、市場經濟的利益、制度政策的阻滯、反鄉村的文化認知等多重因素的綜合影響下，目前農村精英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的推拉力失衡、機制失效，呈現出由農村到城市的單向性流動特征。城市成了農村人才的“收割機”，農村成了城市人才的“播種機”。

單向道的人才流出，使優質資源集中到城市，農村社會精英缺失，加劇了農村“空心化”，對城鄉建設和發展的影響至深、至遠。一方面使鄉村道德體系日趨衰落。一些地方，鄉村社會在缺乏精英引領的狀態下或權威碎片化，或權威灰色化、黑色化，即鄉村強人浮出，長期形成的以道德為感召的“士紳權威”被以金錢和暴力為脅迫的“劣紳權威”取代。山西黑磚窯事件即是証明。（孫立平稱之為“在生存生態惡化背景下的底層淪陷或底層墮落”。）另一方面造成城市剩余資源浪費。特別是那些在都市生活中已顯得多余或無奈而根在農村的精英階層固守在城市，既加重了城市的負擔和壓力，也阻滯了城鄉良性互動，城鄉之間喪失了一條重要聯結鏈。

如何構建社會精英回流農村的機制，已經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內容。當務之急是按照市場化思路倡導新一輪“上山下鄉”，充分發揮市場導向和政策驅動的雙重作用，鼓勵和吸引更多人才到農村就業創業。近年來，一些大學畢業生和城市人才到農村支農、支教、支醫和農民工返鄉創業形成一股新版“上山下鄉潮”，對此，應積極引導，大力推進。各類農業院校為農服務的專業應由財政出資免費招收農村學生，讓他們學成后回到農村創業，逐步改變農業院校“富人不願上、窮人上不起、畢業難就業”的尷尬局面。每年新招收的國家各級各類公務員都應先到農村去鍛煉一到二年。讓他們帶去外部文明的同時，也能深入了解農村農民。

“鄉紳自治”是中國傳統社會鄉村治理的基石。應鼓勵支持那些出身農村、住在城裡的離退休干部、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以多種途徑、多種形式，為故鄉新農村建設建言獻策、出智出力，各類人才共同重塑農村社會新的“精英階層”，重振鄉村社會的人文精神，扶正鄉村社會的道德走向，引導鄉村經濟社會良性發展。在擁擠、污濁等城市病越來越重，而鄉村交通等公共設施逐步完善的背景下，像毛致用—樣“採菊東籬下”的人將越來越多。各級政府應做好有效引導。

七、價值觀念從“同一時代”向“多元時代”過渡

地方性、靜止性、封閉性是傳統農村社會的本質特征。在這樣的社會體系中，人們的價值觀念，是非善惡的判斷標准基本是同一的。這是由其社會特征決定的：一是信息趨同。二是教化趨同。三是生產生活方式趨同。四是交往趨同。

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的心理結構和價值觀念正在發生整體性的分裂、重組與嬗變，呈現出空前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一是從政治理念看，自主意識增強，集體精神淡化。二是從經濟觀念看，市場意識增強，功利色彩凸顯。三是從文化觀念看，開放意識增強，但輕賤農業、輕賤土地、輕賤農村的意識十分流行。四是從家庭道德觀念看，“家庭本位”逐漸弱化，新的倫理綱常正在形成。“父母在不遠游”的傳統觀念被打破﹔隻要能掙錢養活父母，即為盡孝盡責。

在舊的價值觀逐步解體、新的核心價值尚未形成的過渡階段，多元化、多樣性所引發的新舊激蕩、矛盾沖突持久而強烈，一些腐朽沒落的思想觀念正在沖擊著農民的是非善惡標准，由此導致道德滑坡、心態失衡、行為失范、生活異化，其負面效應極有可能影響農村社會乃至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

如何調適農民多元價值觀念的矛盾和張力，已是我國現階段的一項重要任務。應通過制度創新、政策引導和社會輿論，鼓勵支持農民養成並不斷強化更加開放、寬容、民主、進取、創新、協作的多元價值觀念，激發社會活力，實現農民自身發展與社會進步的良性互動。“文革”時期，中國社會是一個“政治人社會”，政治高於一切，形成了以政治為綱、非理性的社會價值形態。改革開放以來，進入“經濟人社會”，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趨於理性，但同時也滋生、蔓延過度的“物欲化”。從社會發展的規律看，應建立一個“知識人社會”，以知識、智慧引領社會價值觀念，這樣社會才不斷迸發涌流出強勁的創造力、創新力和競爭力。“政治人社會”，人多瘋狂﹔“經濟人社會”，人多趨利﹔“知識人社會”，人多智慧。應從國家層面引導社會重塑以“知識人社會”為導向的核心價值觀，重構價值體系，形成正確的義利觀和利益導向，改變農民偏差的心理狀態和行為方式，把健康向上的觀念轉化為農民內省后的自覺行動。

八、頤養天年從“血緣贍養時代”向“社會贍養時代”過渡

中國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及至近現代，農村崇尚的是幾世同堂的大家庭，血緣贍養在農村養老體系中始終處於支配地位。但是，隨著我國社會發展，家庭結構以及人們思想的變化，這種養老體制逐漸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是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口流動導致老人空巢家庭增多。二是孝敬老人的觀念弱化，家庭養老糾紛增多，養老質量參差不齊。三是血緣贍養存在較大風險。家庭自身可能遭受家庭破裂、重組以及其他意外打擊，現代家庭的不穩定性增強。因此必須在提倡和鼓勵血緣贍養的同時積極探索社會化贍養模式，逐步實現從“養兒防老”到“制度養老”的過渡，從根本上解決農村養老保障問題。

從國外的發展趨勢看，農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實現社會贍養是總趨勢。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投資互助型。該模式堅持“援助自助者”原則，強調養老的“個人責任”。二是福利型。“福利國家”借助於財經政策的調節作用，來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緩解社會矛盾。三是自我投保型。三種類型各有利弊。而投資互助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強調效率與公平相結合，盡管有自身的缺陷，但體現了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多渠道籌集資金，既減輕了政府的負擔，又可以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穩定器”的作用。因而，這一模式越來越受到眾多國家的推崇。

中國目前60歲以上的老人已超過1.5億，到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2.4億，2050年將達4億，約佔總人口的25％，其中80歲以上的老人將超過1億。發達國家用100年走完的老齡化過程，中國隻用30年就走完了。面對“國未富，人先老”，“銀發中國”已提前到來的現實，要實現從血緣贍養向社會贍養過渡，就是要建立多層次的農村養老保險體系，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根據我國國情，農村養老保險應建立一個以社會養老為核心，以自我養老、家庭養老、村社養老為補充的養老構架體系。按照“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政府給予適當補貼”的籌資機制，實行個人賬戶積累模式，個人賬戶資金由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和基金投資收益組成。在制度模式的設計上要做好城鄉之間的相互銜接，以便在農民進城務工的情況下，使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能夠進行轉換。

九、素質培養從“基礎教育時代”向“繼續教育時代”過渡

農村基礎教育表現為義務教育，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但是，多年來對農村教育過於強調正規教育、基礎教育，忽視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這種潛在的教育導向鼓勵農村學生通過高考等渠道脫離“農門”，在教育中過於強調書本知識，忽視各種技能培養﹔學校教育脫離社會實際，各種成人非學歷非正規的繼續教育及培訓體系不完善，農民需要不斷充實的新知識新技術無法獲取。有的村子家家重視基礎教育，千方百計供孩子讀書，結果幾年下來，“狀元村”變成了“貧困村”，家家背上了沉重的債務。

世界上發達國家都非常重視對農民的繼續教育。如日本，全國有57所縣立農業學校，專門招收高中畢業生，通過3－4年的學習、實踐，培養合格的農民。同時還舉辦“綠色學園”，對將要從事農業的高中學生進行農業經營知識的函授講座。日本農村還有4000多個青年俱樂部，幫助農民提高科技文化水平。在韓國，有16個農民教育研究所，負責農民和基層官員的教育。美國遍及全國的一千多所社區學院和各州的贈地學院都可為農民廣泛開辦培訓班。全國有5萬多個農民俱樂部，幫助農民學習各種新的專業技術，制訂生產計劃，提高經營管理能力。法國政府規定農民必須接受職業教育，取得合格証書，才能享受國家補貼和優惠貸款，獲得經營農業的資格。

在我國，為促進農民繼續教育，農業部已啟動百縣萬村新型農民教育培訓“三進村”行動，但遠遠不能適應農民的需求。當前對農民的繼續教育，必須針對農民生產生活實踐，建立和完善多形式、多層次的農民培訓體系，對農民進行多門類、多技能的教育培訓，保証農民有足夠的條件不斷吸收和運用先進技術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一是廣泛開展多樣化農村實用技術培訓。各級各類職業學校應由財政出資免費開辦為農服務的農、林、種、養、加工、機電、運輸等專業，還應根據農村實際，採取長短結合等措施，開展與農民密切相關的文明教育、法律教育、衛生健康教育及科學素質等方面的培訓。二是扎實開展文化科技繼續教育。全國5億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時間約為7年。中國科技館原館長王渝生稱，中國具備科學素質的人口不超過2％，與國外比相差10倍。科學素質低主要是農民。缺乏基本的科學素質，談何掌握現代科技，更談何創新要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引導鼓勵農民不斷學習文化科技知識，跟上時代步伐。三是積極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重點對市場需求的電工、電子、機械、計算機應用、汽車運輸和維修、物業管理、家政護理、保安等工種進行培訓，積極探索訂單式、校企結合、產教結合等培訓模式。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培訓成才率和就業率，使農民逐步完成“職業轉移”，進而完成“身份轉移”。把農村巨大的人口壓力轉化為強大的人力資源優勢。

十、文化生活由豐富多彩的“參與時代”向單調枯燥的“遠離時代”過渡

長期以來，鄉土文化的世代沿襲和傳承，農民群眾以自我參與、自娛自樂的民間歌舞、民間戲曲、民間技藝、民間說唱以及民間工藝等為載體和紐帶，宣泄情感，溝通交流，增進協作，過著精神食糧相對豐富的生活。

時至今日，伴隨著鄉土中國經濟結構和社會形態的轉型，中國農村精神文化在傳承與分化、裂變與重構、碰撞與融合中陷入了發展困境，傳統與現代的斷裂使農民精神文化生活遠離參與，被邊緣化。農民整天面對的只是無法置身其中的電視、收音機。一是農村傳統民間精神文化正在解體消亡。很多地方農民自發組織的戲班子、高蹺隊、秧歌隊、玩龍舞獅等過去僅春節活動就長達月余，現在基本銷聲匿跡，農村地方性文藝和剪紙、泥塑等民間藝術也面臨失傳的危險。二是政府創辦的農村文化陣地功能萎縮。農村公共文化設施難以為繼，鄉鎮文化站無法正常運轉，農村文化隊伍幾近消亡。三是農村現代精神文化難以勃發。目前，全國9000多家刊物隻有180多種屬於“三農”的﹔全國2000多種報紙隻有80多種為“三農”服務，其中已經改名的有30多種，余下50多種有20多種是農墾機關報和生產建設兵團報，真正為“三農”服務的隻有30種左右﹔八九億農民隻擁有半個專業電視台中央7套，已注冊的369家省級電視台開辦為“三農”服務欄目的隻有十五六家﹔全國1.62億網民，農民上網的不足1％﹔近幾年全國有幾百家縣級圖書館沒新添一本書。傾斜的社會“公器”，阻塞了農民追求現代文明的路徑。

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缺失，給農村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封建迷信、邪教等爭奪農村精神陣地，一些留守農村的老人和婦女，因家庭殘缺、生活單調，心態難以穩定，孤獨而茫然，直接影響農村社會的安定與和諧。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於，農民因缺少情感交流和思想聯系的渠道，群體力量、公眾意識、合作精神和核心價值觀難以形成並發揮作用，阻滯了農村現代化進程。

經濟貧困與文化貧困，二者互為因果。在新農村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必須堅持積極推動農村精神文化的傳承、復興和發展，引導和幫助農民構筑自我參與、自娛自樂的鮮活生動、豐富適宜的精神家園。在社會轉型時期，農村精神文化建設的觀念必須相應改變，應針對農民文化消費從內容到形式都在經歷更新換代，且消費需求日益多樣化的現狀，促進農村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銜接與整合，創新農村文化組織形式和內容，重視文化與精神的內涵提升，讓農民在文化建設的參與中重構人生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

（作者單位：中共安徽省委辦公廳）